如何看待”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的本质和核心是小农经济的低效和没有发展前景。

四川农户种植粮食的年纯收入最多仅有3000元！相当于1个人在城市1个月的打工收入。即使种植经济作物也不大可能上万元，只相当于3、4个月的打工收入。种植规模过小必然造成种植和交易成本过高，仅靠种粮（甚至包括部分经作）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更无力实现农业农村的发展，无法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无法提高生产效率，“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青壮农民进城打工，大量耕地丢荒的现象也就成为必然。

小农经济（包产到户）已经到最后的末路

　　小农经济是最典型的自然经济，它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男耕女织，以织助耕，不仅能够满足个体家庭维持生存的最低级，最基本的需要，而且也使之与市场的联系降到最低限度。工业化之前的“地主+佃农”模式和自耕农模式是小农经济的典范。
成为自耕农是中国数千年来普通农民最强烈的愿境，“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其写照，但是，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这些小农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它是和工业化和现代农业所要求的社会化大生产完全背道而驰的，是没有出路的。
可悲的是，虽然在建国以来半个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在科技力和政治力的作用下，“包产到户”后的中国农村与“地主+佃农”模式、自耕农模式的“小农经济”相比较确有很大的不同。因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元素的浸透成为了“半工业化的小农经济”，但其小农经济的特性和缺陷并没改变、改善，依旧是没有前景的生产效率低下的小农经济。

　　1、小农经济的缺陷：
（1）阻碍技术进步。
A、风险问题。因小农经济生产单位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无力承担创新的风险，通常对新技术、新品种表现得极为保守，不愿冒险，我就亲身体会过把杂交玉米种子送到农户手上他也不愿种的事。而仅我所了解的我们县的情况，自建国伊始就一直在为增产而不断地替换更新水稻品种，60年代的矮秆品种, 70年代初的中秆品种和其后的杂交水稻，30年内大规模种植更换的水稻品种就达近200个，如果没有人民公社的组织，以当年的文化素质、交通条件等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成就。
B、成本问题。农业生产中有很多成本是边际下降的，比如送检认可成本、品牌树立成本、农机使用成本等等。农民生产无公害和绿色农产品的收入本可以比种植普通农产品高很多，可是这无法在个体的、小规模的生产中推广。因为无论规模大小，绿色产品送检和得到社会认可成本基本是一样的，但因为个体种植的产量太少，无法象规模种植一样分摊降低成本，因而在经济上不可行。还有农业综合防治无法推广也是相同原因。
C、培训问题。由于中国有数亿农民，1、2亿个生产单位，这就使得每推广一个新技术、新品种都涉及到要对数亿农民进行培训，具体到乡镇就是每个农技员要面对1千甚至数千个生产单位，这就使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成了不可能在短短数年内完成的任务，严重地迟滞了新技术、新品种的更新速度。
D、利润问题，由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太小（1.4亩），新技术所能增加的效益对农民而言往往无足轻重。例如，水稻亩产增加10%已经是有突破性进展的新品种了，可是一户农民只有1、2亩水田，新增加纯利润也就几十元；再加上农户抗风险能力差，成功的收益与失败的风险在农民的算盘上明显失衡。再如，虽然优质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高（优质香米比普通大米的价格可以高几倍），销路也好，可是个体农民无法种植。因为个体经营的规模太小，农民自己销售连运费成本都收不回来，即使有中间商收购利润也会被压得很薄，甚至会被中间商转嫁市场风险，在市场波动时压价收购或拒绝收购。
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在小农经济下，农技推广体系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新技术、新品种推广速度极慢。抗风险能力差。
（2）缺乏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能力，甚至具有对公共资源的破坏性。最典型的是表现在水利工程。
我国的灌溉面积在1980年以前以平均每年1700万亩的速度增加。到1980年达到6.7亿亩。但是1980年后，水利建设速度不升反降，安徽淮北地区在六七十年代共建机井13.8万眼，可灌溉500万亩良田。然而到1985年7、8月大旱时，机井被填，渠系被平，能投入抗旱的机井只剩下4000多眼。誉满全国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因集体经济解体而导致常年失修，裂缝、渗漏严重，上游农民乘机截水、扒水和抢水，1987年7月大旱时濒于断流，全县16%的土地基本绝收，9万人靠远程买水吃。在“六五”期间，我国的灌溉面积首次下降，净减少700多万亩，至今中国现有水利设施中的80%以上仍然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修建的。虽然在2003年后确立了“以工补农”政策，政府大力投资兴修水利工程，灌溉面积又有所恢复，然而农户分散经营与水利设施的不可分散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农户土地细碎无法协调利益得失造成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并不是国家单纯地投入巨额资金就能解决的。其它如交通、饮水、卫生甚至一些民生方面的基础设施也有相同的问题。
（3）小农经济由于是个体经营，个体发展，带有自利性质，而且生产单位小、散、多，在遇到天灾时，无法有效组织大规模的抗灾救险行动，往往只能依靠宗亲关系进行一对一救助，而不能在集体的框架下由大家帮助解决。小农经济基础上，无法建立起完善的公共福利机制，也就导致了个体的抗风险能力的降低。
（4）生产效率低下。
在土地分割细碎的小农经济下，本来可以由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就可以完成的收割任务，现在必须由数十台小型收割机来完成；本来可以由一个合作社100万元建立的农机系统，现在数十家农户花费200多万元也不一定能建成。人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低下成为必然结果。
目前条件下我国多数农区农业经营的低效率和不经济已使土地丧失了产生“农业利润”的资本功能，而成为一种生存保障手段，许多农民不是为谋利而经营，而是为生存和保险去种植。
（5）市场中的弱势地位。
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在进入市场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规模的不对等，所有的个体农户都必然是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在有（更何况还未必有）政府尽责官员的大力援助下，也因不能直接进入市场而只能任由中间商盘剥鱼肉，“蒜你狠”、“姜你军”都是中间商大赚，滥市滞销全是农民大亏。购买生产资料和原材料要用零售价，出售产品又只能用比批发价更低的成本价。和集约农业的“低进高出”相比，个体农业却是“高进低出”。正是这个“一进一出”挖走了农民80%以上的利润，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6）无法依靠自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对绝大多数农户而言，由于商业因素极小和小农经济实行的小户经营模式，很难自发组织起稳定的合作化非农生产，而单家独户、“三天一逢场”的少量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自给自足、封闭保守的大环境下作用极为有限。所以，在生产力过剩后，剩余劳动力根本无法在农村内部消化，出现了忙时忙死，闲时闲死的情况。
即使是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虽然商业化造成了市镇的兴起和市场的繁荣，促成了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下，却使江南的家庭农村经济形成一种总收入增长而单位时间收入和人均收入下降的“过密化”发展（《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黄宗智）。但增加工作时日并不是无限制和无代价的，如果没有“替代性”的工作机会，江南农村经济虽好于其它地方却同样陷于绝境之中。
自50年代以来就在大力提倡的“社队企业”最大的目的正是提供“替代性”的工作机会，把小农经济中的大量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其它行业中去，而“社队企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江浙一带。
当然，现在的中国确实不同于工业化之前，城市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民工”，但是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医疗教育资源紧张等问题的蔓延已经证明这个解决方案并不完美。而且农民进城后遗留的土地依然要集约化才能发挥其最大效益。

　　2、小农经济是走到尽头的绝路。
鉴于前述缺陷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和阻碍农村农村的发展，所以，虽然“半工业化的小农经济”借工业化之力超越了从秦汉到民国亩产100公斤的极限，达到了350公斤。但是，依旧是走到尽头的绝路。
所以，我一直认为，与人民公社相似或稍松散的组织形式（如以色列的基布兹、莫沙夫）最利于中国这种人多地少钱少的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最利于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而现在，小户经营的局限性和破坏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包产到户”实际上已经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和农业发展；小农经济的低效率、及其与工业化因素叠加而加剧的“进城潮”，正是“三农问题”的根源。
据江西省高安市农调队抽样调查，2012年早稻平均亩产为387公斤，预计晚稻平均亩产在450公斤左右。早稻生产成本为888.18元/亩(种子60元、肥料188.07元、农膜及秧盘25元、农药100.38元、水费35.59元、犁田80元、收割78.14元、用工4.28个按75/天计算，计321元)，预计两季水稻生产成本在1780元左右。按照早稻实际收购价128元/百斤、晚稻预计价140元/百斤分别计算，剔除生产成本后，每亩双季稻纯收入约470元。单季稻亩产一般在600公斤以上，同样成本核算后，亩纯收入约750元。
而在四川，我粗略算了下正常年景无严重病虫害的情况，一亩水稻可收获稻谷1200斤，折米800~900斤，市价约1500元~2000元，须投入种子、化肥、农药钱150~200元，投入人工11~16个（秧田播种管理2~3个，作田栽秧3~4个，管理3~4个，收晒运贮等3~5个）市价80~100元/工.天。以上数据全部以中值计算，如果是全部雇佣人工的极端情况下，一亩水稻纯利润仅为3、400元，再加上油菜（因气候原因如果种小麦是倒亏），一亩粮食一年的纯利润也不过5、600元。虽然实际上农忙时基本都是亲友间换工，雇佣人工很少，使用农机也可以节约部分人工，但即使如此再加上种粮补贴等补贴（合计约100元/亩），种粮的利润仍非常低。
中国仅1.4亩的人均耕地和小户经营的格局，使得平均每个农业生产单位（户）不到10亩耕地，在地窄人稠的南方和四川盆地甚至只有2、3亩，也就是说如果种粮的话，这些地方不雇佣人工1户的年纯收入也最多仅有3000元！相当于1个人在城市1个月的打工收入。即使种植经济作物也不大可能上万元，只相当于3、4个月的打工收入。
种植规模过小必然造成种植和交易成本过高，仅靠种粮（甚至包括部分经作）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更无力实现农业农村的发展和提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青壮农民进城打工，大量耕地丢荒的现象也就成为必然。所以“三农问题”并不是国家单纯地在农村农业投入资金就能解决的，如果没有改革措施的跟进，再多的天文数字的资金也不过是为垂死的小农经济延气续命。
本应在工业化进程中被摧毁的小农经济，如今却在靠工业化的“参汤”强行续命，这既是浪费资金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甚至将阻碍农业农村的健康发展。工业反哺资金应该被用于促进土地流转，促进集约化、产业化、合作化农业，让小农经济在有序可控的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关键是应确保流转后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社保体系），而不是用于让小农经济苟延残喘。
在现代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农业模式最接近“小农经济”，除了有“农协”组织农户购买农资、技术服务，组织规模生产、品牌生产、加工销售外，每户耕作面积在数十亩之内、大量使用小型农机具就是日本农业的最大特点。可以说是“充分工业化、市场化的小农经济”。
但是其代价就是：
日本农业凭借形形色色高达约470种的补贴项目（如大米种植户每公顷可获高达30万日元的农业补贴），远高于美、欧的农业补贴资金（无论是总额还是人均），并且还有超高的农产品关税壁垒，例如大米的进口关税为778%，乳制品进口关税为360%……依然不是美国农业的一合之敌！根本满足不了本国的农业需求。
实际上，日本农业这种“充分工业化、市场化的小农经济”亩均农业产值（222.4美元/亩）仅和中国相当（农技落后却依靠人力投入达到214.7美元/亩），远不及以色列（302.2美元/亩）。

　　3、单纯依靠城市来吸纳“农民工”并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近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考虑到城乡生育率的差异，也就是说在2002年至2011年的9年内，至少有1.57亿农民被城市吸纳，平均每年约1747万人，虽然他们没有享受或者没有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应该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至少，没有形成苍蝇乱飞，老鼠乱窜，各种传染病频发的贫民窟。
但是，这已经是中国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极限。从一、二线城市向三线甚至四线城市蔓延的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医疗教育资源紧张等等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测算，每年为解决2000万“半城市化”的农民工市民化需投入2万亿元。而因为历史欠账，实际每年约1000万人已经是新吸纳农民工市民化数量的极限。有序适量的流水是甘泉，无序超量的流水就是洪灾！我无法想象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短时间内在现在已经为交通拥堵、医疗教育资源紧张而头痛的超负荷的城市中建立起9亿农民的现代社保体系！
在未把农民全面纳入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前，在没有足够充分的准备（工作、住房、教育、医疗）前，农村人口城市化浪潮的过早和超常规模的来袭将是场极为恐怖的灾难，它将轻易制造出十倍于印度的贫民窟！所以，中国应力求以“城镇化”取代“城市化”，以“就地工业化”分流、吸纳部分原计划拥入城市的人口，分散、分担超负荷的城市压力，避免出现贫民窟和至少部分解决“农民工问题”，最终实现留乡和进城农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

　　4、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主要有两个发展模式：地多人少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实行规模化农业，主要着眼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以大面积耕地、资金和技术投入在尽量少劳动力上获得高效益；地少人多国家如以色列、荷兰、丹麦、日本，则实行集约化农业，主要着眼提高单位土地生产率，以密集、深化的劳动投入和资金技术投入在小面积耕地上获得高效益。两者最大的反差在耕地和劳动投入上，而规模化农业更易实现更高的人均利润。
根据统计数据，中国2012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2.58亿人，耕种了约18亿亩耕地（播种面积24.51亿亩），人均耕种约7亩耕地。而在规模化农业模式下，2009年美国农业从业人口为205.6万人，约有190万个农场，土地面积为29.7亿亩，平均每个农场土地面积为1563亩，平均每个农场只有1.08人进行生产和经营，每个农业从业人口平均耕地面积高达1445亩。在集约化农业模式下，以色列2012年全国有270个基布兹组织，成员总体有12万人，平均每个基布兹有450名成员，拥有7500亩土地，人均16.7亩（以农业从业人口计约60亩）。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2007年统计数据《各国农业产值列表-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http://zh.wikipedia.org/wiki/各國農業產值列表》及相关数据：
中国18亿亩耕地生产了3864.48亿美元农业产值（214.7美元/亩），农业从业人口2.58亿人（人均农业产值0.15万美元/人）：
美国29.7亿亩耕地生产了1846.99亿美元农业产值（62.2美元/亩），农业从业人口205.6万人（8.98万美元/人）：
日本7049万亩耕地生产了156.76亿美元农业产值（222.4美元/亩），农业从业人口260万人（0.6万美元/人）：
以色列590万亩耕地生产了17.83亿美元农业产值（302.2美元/亩），农业从业人口约10万人（1.8万美元/人）。
注：此处美元为国际元(International Dollars)，是以1999年至2000年之美元为基准计算的虚拟美元。
中国人多地少钱少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尽可能地精耕细作，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中更重视前者。说白了，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提高产量，多安置人口。所以，美国农业不可能是中国农业的学习方向，中国只能走集约化农业的道路。如果采用以色列模式，以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和就地工业化的合作化生产，我国农村18亿亩耕地至少可以提供0.3亿个高标准就业机会，如果包括就地工业化的合作社可容纳1.2亿人（按基布兹比例计算），而采用美国模式最多只能提供150~200万个高标准就业机会。
更何况，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产出、高补贴的美国模式过分依赖政府补贴。2000年，美国农民总收入547亿美元，其中257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的直接补贴，补贴额占收入的4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美国政府财政吃紧，奥巴马政府决定削减农业补贴。联邦政府2010年的农业补贴等各项开支为270亿美元，2011年为233亿美元，2012年的财政预算则为238亿美元。《欧美农民种田为何能得到大量补贴？(组图)-搜狐滚动欧美农民种田为何能得到大量补贴？(组图)-搜狐滚动》

　　集约化农业所谓“集约”，是相对“粗放”而言的，“集”是劳动、技术和资本这类“人为”方面的密集、深化，“约”是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简约、节省。集约应表现为生产（经营）要素质量的改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合理配置各项生产（经营）要素，使其得到最佳组合和最优利用，以获取最佳经济效益。
日本的农业模式是“小农经济”和集约化农业的综合体，除了有“农协”组织农户购买农资、技术服务，组织规模生产、品牌生产、加工销售外，每户耕作面积在数十亩之内、大量使用小型农机具就是日本农业的最大特点。可以说是“充分工业化、市场化、集约化的小农经济”。
但是其代价就是：
日本农业凭借形形色色高达约470种的补贴项目（如大米种植户每公顷可获高达30万日元的农业补贴），远高于美、欧的农业补贴资金（无论是总额还是人均），并且还有超高的农产品关税壁垒，例如大米的进口关税为778%，乳制品进口关税为360%……国民为之付出巨大牺牲之后(例如2公斤的大米，市面价格可达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62元)，依然不是美国农业的一合之敌！根本满足不了本国的农业需求。
实际上，日本农业这种“充分工业化、市场化、集约化的小农经济”亩均农业产值（222.4美元/亩）虽然远高于美国（62.2美元/亩），和中国相当（农技落后却依靠人力投入达到214.7美元/亩），却远不及以色列（302.2美元/亩）。
事实上起点最低，自然条件最恶劣，发展最快最好，对政府补贴依赖最少的是以色列农业。
以色列的农业非常发达，农民人均年收入高达1.8万美元。但是殊不知，人人推崇的以色列农业，主要组织形式是类似人民公社（而且是1958年版）的基布兹和类似高级合作社的莫沙夫，占农村人口约43%的“个体户”（主要为阿拉伯人、德鲁兹人）产值约占全国农业总产值15%，人均产值远低于前两者。年均降水量仅300毫米的以色列如果包产到户将只会是一片沙漠。
基布兹，是希伯来语“团体、集体”的意思。以色列政府《合作社团登记册》规定：基布兹是一个供人定居的组织，它是在所有物全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成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社会，没有私人财产。它的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与合作。简单地来讲，基布兹就是一个公有社会，成员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实现内部民主和平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外部人员加入基布兹，必须充公其财产，基布兹成员外出打工，收入也归基布兹所有。
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兹曾在其建国初发挥了极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以占农村人口约24%的12万人生产了以色列全国农业总产值的40%，工业总产值的9%，国民生产总值的12%，出口创汇的6.5%。近年，基布兹大力发展工业、商业、休闲旅游业，有些基布兹的农业产值甚至只占到总产值的4%。并为适应新的经营管理模式，逐步废止“所有物全体所有制”、“不雇佣基布茨成员以外员工”等这些即使在1962年以后的人民公社看来也是“极左”的东西。基布兹在改革中继续发展。《基布兹_百度百科基布兹_百度百科》
莫沙夫，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的村庄。它是一种农业合作组织，既是一个行政村又是合作社，具有社会服务和经济管理的双重功能。莫沙夫的原则为：(1) 土地国有；(2) 家庭是农场的主要劳动力；(3) 成员须互相帮助，服从于集体利益；(4) 莫沙夫统一销售各农场产品，并向农民提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设备。社区的主导思想是：相互支持、相互负责，但家庭成员取得酬劳多少完全凭熟练程度和个人努力，莫沙夫成须为合作社和社区服务支付费用。现今，以色列大约有450个“莫沙夫”，以占农村人口约33%的17万人生产了以色列45%以上的农业总产值。《莫沙夫_百度百科莫沙夫_百度百科》

　　为什么更“左”的基布兹能如此成功，人民公社却陷于苦难之中？《以色列的基布兹-恍若理想中的桃花源-卫视频道-凤凰网以色列的基布兹 恍若理想中的桃花源》我认为人民公社苦难和失败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人民公社本身，而是在于：首先是管理人员和社员文化素质过低，前期甚至文盲要占到90%以上，后期也鲜有高中以上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其次是制度不完善，管理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再加上“政社合一”虽然执行力强大高效，但也有僵化、官僚的缺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因工业化而对农村的“盘剥”，公社不仅不能象基布兹一样得到政府补贴，反而须低价甚至无偿向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和物资。“包产到户”后农村情况的好转实际就是“盘剥”的减少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如：1980年以后农民税费负担由20至30%下降到10%以下，同时1979、1980年两年国家每年用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补贴农资的开支高达80-90亿元，国家财政收入新增长部分基本都用于农业了，正是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分配的大调整改善了农村的情况。
有人认为土地没有归耕作者所有是人民公社失败的原因，并以“大锅饭”和“自留地比公社地管得好”为例证，甚至某些人的嘴里，只要不认同包产到户就是想搞大锅饭，否定改革开放。这种看法是肤浅的。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公社管理制度不完善和小农经济意识的体现，工业社会中劳动者不是资产拥有者是很正常的事，工厂不是工人所有就一定效益差？为什么企业工厂不搞包产到户呢？问题的关键实际是监督奖惩机制是否健全。在强调“不包产到户就必定是大锅饭”观点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智商不足。

　　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当不再需要“盘剥”农村以农补工后，1980年人民公社应当剥离“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政社分离重组为单纯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而不应全面解体，复辟小农经济。
但是，考虑到沿海发展过程中对非文盲的自由廉价劳动力的庞大需求，及各地情况差异极大，如四川深山区耕地散布于山林沟崖之间，根本无法集约化规模化管理，只能解散公社包产到户，再在适当的时候退耕还林。50%以上的条件较差（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民公社可以解散并包产到户。
而条件较好，生产水平较高的人民公社应当用一定的优惠政策引导促进，以“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政社分离、民主管理、形式多样、因地制宜”的原则，或以队或大队或公社为基础重组为类似基布兹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或重组为类似莫沙夫模式的“合作社”，或其它形式（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种子”保留下来的这三种模式应该各占10%以上。这样，经过经济转型和市场冲击后，每县有10~500家多种形式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发展壮大，起到探索道路、引导示范作用就极为理想了。
但是，这样的情况虽然最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对当时的中国是否就是最优方案？
选项太多，模式太多会不会造成思想混乱，让僵化的极左派和自以为是的冥煮派有机可乘，以至改革开放政策失去其基石——农村广泛稳定的支持？会不会造成改革开放半途而废或在大动荡中倾覆？
我也不知道。

　　5、集约化农业的组建
时易势变，现在组建集约化农业的原则应该是：自愿参加、自主经营、形式多样、因地制宜。主要组织形式有：
（1）农场。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土地流转的方式组建家庭农场、企业农场，农场由“农场主”全权经营，风险全担；农民以农业工人的身份获得工资或以土地入股获得分红。
（2）经营联合体（也叫公司+农户）由一个龙头企业和整个村庄或者一片村庄的农户结合成一个集约体进行农业生产。
例如奶牛、肉牛养殖，茶叶、魔芋、药材种植等都可采用这种形式。企业从农民手中购买产品，同时以优惠价格出售农资，并派技术员指导农民种植和生产。这样，农民因为大量种植或者养殖，生产资料的单位成本降低，相对效益增高，公司也因为有大面积的可靠的原材料基地而使业务保持很好的运转状态。双方因此结合为比较紧密的合作伙伴，在合作中双赢。
像此类的集约方式，还有大型批发市场这样的带动方式。比如在山东寿光一带，由于当地形成了全国影响的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周围的农民纷纷进行蔬菜种植，也形成了相同的效应。
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农户对企业处于绝对弱势，农户在联合体中的利益保障和联合体的稳定，都只能寄望于企业会立足于长远能让利于农户。而且这种模式缺乏农户间的协作，如果没有协会的配合，就无法兴建维护农田水利道路等基建，也无法购置大型农机具，无法对劳动、技术、资金等关键因素进行集约化。
（3）农业协会。凡自愿参加农业协会的农户，以土地作为加入组织的基本物质基础，协商决定产业发展方向，重大事项一事一议，事毕结算。由农业协会根据产业发展方向统一采购农资，提供技术咨询，并联合兴建维护农田水利道路等基建，但各家各户仍自行种植、生产，产品包装分级后出售给农业协会，再由农业协会统一外售。
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农户间有了一定程度的协作，但深度不足，无法对劳动、技术、资金等关键因素进行深度集约化，也不能对农产品进行深度开发，
（4）合作制合作社。更进一步即合作制合作社，即在农业协会工作的基础上，共同出资购置效率更高，单家独户却无力购置的大中型农机共同或轮流使用，联合引进技术甚至邀请专家服务，联合申请注册商标；但各家各户仍自行种植、生产，产品出售给合作社，再由合作社分级后以自己的品牌包装后统一外售，合作社拥有一定的资产和资金。
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农户间协作深度仍然不足，不能实现复杂、严格、现代化的管理，协调好生产资金的支配和生产过程的监控。
（5）股份制合作社。再进一步，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社（公司）的方式进行农业集约。农户以资金和土地、劳力入股，按照协议确定股份，由全体股东大会对所有土地、劳动力、农资、农机等生产要素全权调配使用，决定土地的综合利用方式和区域种植内容。
由于在经营比较复杂的经济作物和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的农业生产、加工时，农户需要进行科学、规范、精细的农业生产操作，这对农机和农民的个人素质要求都比较高，需要投入的资金也比较大，采用股份制的方式可以较好地协调好生产资金的支配和生产过程的监控，而且在生产的结束期，可以有更深的农产品加工或者销售，这也需要更复杂、严格、现代化的管理方式，不是简单的合作组织就可以协调。
最为关键的是，劳动的密集投入和耕地规模的扩大中，后者更易实现人均高利润（对比美、以），所以提高单位耕地生产率和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中，其它模式往往更、甚至只关注后者。农场将因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劳动力数量，更容易走向规模化；经营联合体、农业协会没有力量整合资金和劳动；其它模式都没有动力和能力去实现劳动的密集深化。只有农户以资金和土地、劳力（!）入股的股份制合作社有动力和能力去通过“农、工、贸”一体化、“就地工业化”实现“城乡一体化”。
以上分类并不绝对，实际上还有众多的中间型和衍生型。

　　为避免重蹈人民公社的覆辙，我认为集约化农业的组建中应做到以下几点：
（1）参考以色列、日本等国的相关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和规范各种形式的新型农场、合作社、农协、经营联合体中公司与农户关系等等，各项管理和运作机制。
（2）所有合作社（或农协）自成立之初即应在政府提供模板基础上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并在相关机构备案。
（3）规章制度中应明确社员的权利义务，监督机制，合作社（或农协）的解散程序，领导人选举程序、重大决策程序，成员应有自愿参加和退出的权利，合作社（或农协）也有在满足既定条件后吸纳和开除成员的权利，在运作中应充分保护普通成员（或小股东）的权利。
（4）应把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保证所有农村适龄青少年上得起学，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失学不辍学。同时结合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加强对农民进行现代农业适用技术和职业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合作社和农协根据产业发展需要提出的农技和职业培训计划政府应予以补贴和支持。较大规模的合作社和农协在初期甚至可考虑由国家招聘列编技术人员长驻提供技术服务，政府根据合作社（或农协）的绩效考核支付工资。
（5）加大农业补贴力度，通过政府补贴、优惠政策促进合作社、农协的组建和健康运行，逐步推行农业保险补贴、粮食储备计划、生产控制、贸易保护和信贷支持等政策，建立和完善建农业信息发布平台、价格保护机制，扩大农产品的储备能力。
（6）通过政府补贴、优惠政策促进合作社、农协和农场在生产中注重将现代农业新技术与我国传统耕作、管理技术结合起来，例如采用复种、套种、精耕细作、田间管理和作物固氮技术，以及利用生物链防治病虫害的农业综合防治技术等。在吸收传统农业技术的基础上，把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技术决策，靠劳动密集投入的集约经营，走资源节约尤其是土地和水资源节约为主，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专用性为目标的综合型技术进步道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转化率和生产力。

　　6、只有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的农场和合作社才能跟上工业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科技水平、生产水平。并且产业化集约化的种植业更利于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建设，更利于农技推广和机械化作业，可大大降低边际成本，提高产量和效益。
只有股份制合作社（公司）这种深度整合，“农、工、贸”一体化，劳动、资本、技术密集投入的模式，才能农、牧、渔、果、加工业协调发展，在需大量短期劳力的水果、药材等种植业和农产品深加工、配套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间游刃有余。而配套的工业可以容纳剩余劳动力，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减少中间商环节，增加产品价值和利润。最终以“城镇化”部分代替农民的“城市化”，在区域化种植、集约化养殖、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领域发展专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一体化，让留乡和进城农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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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下：

　　很多人没有理解基布兹模式真正的积极意义所在。对中国而言，基布兹模式最重要的是，提供了如何在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实现耕地生产率最大化的模式！
从我前面贴的4国农业生产率的对比就可以看出：
以色列在劳动生产率达到日本3倍、中国12倍、美国60%（含季节性农场工人）的同时，耕地生产率是世界最高，达到了美国的近5倍，比以精耕细作著称的日本和中国还高1/3以上！
A、为什么美国如此高的补贴、投入、科技，最后耕地生产率却仅有以色列的1/5？
因为在“密集投入劳动、提高耕地生产率”与“扩大耕地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后者更易实现人均高利润（对比美、以），所以，私有农场往往只关注后者而忽视耕地生产率；只有基布兹模式和农户以资金、土地、劳力（!）入股的股份制合作社才有动力、潜力、能力去整合资金和劳动实现劳动的密集深化，去通过“农、工、贸”一体化、“就地工业化”来充分地组织和投入劳动，提高耕地生产率。
B、为什么只有基布兹和股份制合作社才有动力、潜力、能力去提高耕地生产率？
首先，在这种模式下人力资源同土地、资金一样是合作社的重要资产和资源，不可能象私有农场一样更多地是把人看作利润的分享者而因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劳动力数量，所以有动力去提高耕地生产率。其次，农村、农业有水果、蔬菜、药材、鲜花等种植业和农产品深加工、配套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这些产业存在大量、短期、无法用农机完成的劳动需求，可以容纳剩余劳动力，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减少中间商环节，增加产品价值和利润；同时还具有比规模化农业更大的规模优势（美国农场除轮休面积平均1563亩，基布兹平均7500亩），所以有潜力提高耕地生产率。最后，这种模式不同于经营联合体、农业协会、合作制合作社等松散组织形式，可以深度整合土地、资金和劳动实现劳动的密集深化，所以有能力去提高耕地生产率。
高度智能化农机出现以前，面对农业生产中大量、短期、无法用农机完成的劳动需求，在美国农场只能使用季节性农场工人流动作业之时，在小户经营只能是闲时闲死忙时忙死也无法延长农产品产业链之时，基布兹却可以通过统筹安排各种农作物的播、收期，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合理协调农场工人在农田和工厂的劳动，实现对耕地和劳动的最佳利用，这就是基布兹和股份制合作社的最大优势。

　　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只能基于这样的基本国情：“人多地少钱少”。
一方面，因为历史欠账，实际每年约1000万人已经是新吸纳农民工市民化数量的极限，从一、二线城市向三线甚至四线城市蔓延的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医疗教育资源紧张等等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没有足够充分的准备（工作、住房、教育、医疗）前，农村人口城市化浪潮的过早和超常规模的来袭将是场极为恐怖的灾难，它将轻易制造出十倍于印度的贫民窟！所以，中国应力求以“城镇化”取代“城市化”，以“就地工业化”分流、吸纳部分原计划拥入城市的人口，分散、分担超负荷的城市压力，避免出现贫民窟和至少部分解决“农民工问题”，最终实现留乡和进城农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
另一方面，我国现有农村人口近7亿，以每年2000万人的城市化进程，考虑到农村人口增长高于全国平均的情况，在30年以后也仍然有1~2亿农村人口。
而两相比较，如果采用以色列模式，以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和就地工业化的合作化生产，我国农村18亿亩耕地可以提供0.3亿个高标准就业机会，如果包括就地工业化的合作社可容纳1.2亿人（按基布兹比例计算），而采用美国模式最多只能提供150~200万个高标准就业机会，如果包括廉价的季节性农场工人也只有约600万。
中国人多地少钱少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尽可能地精耕细作，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中更重视前者。说白了，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提高产量，多安置人口。
一切农业产业发展升级的构想都必须以此为前提，否则就是空谈！

　　要以密集、深化的劳动投入和资金技术投入在小面积耕地上获得高效益，其核心在于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
所谓“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是指农业科技发展不应只关注产量或利润的提高，更要把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益的提高置于一个核心的位置。
例如，在不增加化肥用量的情况下采用配方施肥一般可增产8%～15%；农业节水技术对提高农田水分利用率的作用十分明显，传统的土渠输水渗透损失占引水量的50%～60%，而如果采用地埋软管输水灌溉，则可节水43%；水稻品种50~70年代由高秆品种改为矮秆再改为中秆品种，和70年代中后期杂交水稻选育推广，由于光合效能、抗逆能力、收获指数的提高，在同样投入的情况下单产可增产20~30%。
再如，小麦和大麦轮作可减轻小麦的梭条花叶病和大麦的黄化花叶病；小麦、水稻水旱轮作能减轻小麦全蚀病的发生；适当灌溉可抑制传毒蚜虫；棉花田增施钾肥可减轻叶茎枯病的发生；水稻苗期控制氮肥使用，可控制稻瘟病和白叶枯病。还有改变耕作制度，实行轮作和间作套种，选用优良品种，调整播种期，合理的肥水管理，消灭病虫草源等；这些利用和改进耕作栽培技术控制病虫草害的农业综合防治方案就比简单粗暴的化学手段好得多。
这些成功的案例值得我们在今后进一步发扬和学习，国家应大力支持优良新品种、农业节水技术、农业综合防治技术、可用于间套作的农机技术等等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

　　有了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还要有高效的农技推广体系。但这正是现在中国农村最为困难的。
自建国以来60多年，中国农业增长的基础，除农田水利外完全建立在工业化之上——化肥、农药、农膜、良种等的推广、普及。但在农技推广体系崩溃后，农业技术的推广、提高已相当困难，而严重缺乏资金的个体农户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引导根本无法通过密集、深化的劳动投入和资金技术投入实现集约化农业。结果就是中国农业没有美式的高劳动生产率却有美式的高消耗，能量的“投入产出比”逐年下降，甚至亩均化肥、农药用量已远高于美国，土壤污染和退化愈演愈烈……
以消耗6000万吨化肥（折纯）200万吨农药（原药）400多万吨农膜为基础年产6亿吨粮食，这是中国工业的骄傲，却是农业的耻辱。
事实上，“三农问题”的根源正是小农经济的低效率，和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对农技推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阻碍。种植规模过小必然造成种植、交易和产业升级的单位成本过高，仅靠种粮（甚至包括部分经作）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更无力实现农业农村的发展和提高。
只有产业化集约化的种植业才更利于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建设，更利于农技推广和机械化作业，可大大降低边际成本，提高产量和效益。只有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适度规模化的农场（合作社）才能跟上工业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科技水平、生产水平。
“三农问题”并不是国家单纯地在农村农业投入资金就能解决的，工业反哺资金应该被用于促进土地流转，促进集约化、产业化、合作化农业，让小农经济在有序可控的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关键是应确保流转后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社保体系），而不是用于让小农经济苟延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