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官方审定的合法品种在市场上难觅踪影，另一方面超出审定区域的“黑种子”却泛滥成灾。说起鄂豫交界地带的种子市场乱象，当地农业部门工作人员充满纠结。
记者从湖北省枣阳市种子管理局获悉，目前枣阳市常年播种的小麦主要有三大品种，分别是郑麦9023、衡观35、西农979。按照官方公告范围，除了郑麦9023之外，剩下都是非法的“黑种子”。
以衡观35为例，据了解，该品种由河北省衡水农科院培育，2004年、2006年先后通过河北省和国家的品种审定。公告显示，其适宜区域为黄淮海冬麦区的河南中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陕西关中地区，以及山东西南部。但事实上自2006年起，其在豫西南、鄂西北等两省交界地带一直有大面积种植。
在豫冀交界地区的种子市场，类似乱象也有表现。多年观察显示，在河北邯郸市种植的小麦品种中，本省官方审定推广的衡观35难觅踪影，反而是一些来自河南的品种大行其道，其中尤以周口市农科院选育的周麦16最受欢迎。然而根据审定公告，该品种适宜区域并不包括河北省邯郸市。
为何“官种子”受冷遇，“黑种子”遭热捧？枣阳一基层种子管理干部一语道破玄机：“官方通过审定的鄂麦、襄麦等品种表现不好，农民基本不种。以容易倒伏的鄂麦18为例，由于种植面积少，每年的测产抽样都难以进行。相比之下，衡观35产量高受欢迎，刚出来时湖北市场上没有卖的，有农民就赶着车跑到临近的河南唐河县去买。”
农民用脚投票，催生出了一条庞大的地下种子交易链。据这位基层干部介绍，全市160万亩耕地每年约需麦种5000万斤，除了农民自留外，剩下的一半需要市场供给。在湖北省农业厅公告范围之内的郑麦9023，全市仅能提供400万斤，大量缺口最终靠的都是没有合法身份的“黑种子”。
“如果彻底阻断黑种子入市，那么农民将无种可买，这个责任谁来担呢？”一位基层种子站的干部坦承困惑。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国内农作物种子市场监管力度前所未有，但市场秩序混乱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上述省际交界地带发生的“官种子”不受待见、“黑种子”大行其道，虽然只是种种怪现象之一，但由此折射出来的局地品种审定制度“走偏”问题却不容忽视。
据了解，从最初的实验选育到进入大田推广，国内农作物品种实际上经过了几层淘汰，此间的品种审定制度，是关键“门槛”。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凡进入市场的品种，需通过国家或省级品种审定委员会的把关审定，未经审定不得随意推广。
中国农科院种业专家佟屏亚指出，每个品种都有相对适宜的生态区域，相邻省份交界地带往往同为一个生态区域。“但在品种审定的实际操作中，一些省份往往简单地以行政边界为红线，而不是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品种特性来划定其适播区域，如此做法必然与农作物实际的生态区域形成差异，于是两省或几省交界地带很容易出现‘官种子’打不过‘黑种子’的怪现象。”
除了人为画地为牢造成的市场扭曲外，品种审定“门槛”走低所引发的套牌和仿冒现象也比较严重。此前在河南洛阳召开的全国农作物品种区试工作会议披露，2001年至2012年间，全国共审定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等7种主要农作物品种1.5万个，平均每年审定1200多个，其中2005年至2008年间每年审定品种都在1500个以上。批量审定后，稀缺的好品种难免被一些大路货套牌。
河南一家种子企业的打假维权顾问畅文昌介绍，近年来针对套牌种子的打假几乎已成公司常规动作。“以产粮大市驻马店为例，光在其中一个县备案的小麦品种就高达100多个，市场上的种子看着五花八门，但是卖来卖去袋子里装的就是那几个好品种，里面多数都是套牌的。”
豫北一家种子公司业务经理王栋栋表示，由于通过审定的品种过多过滥，此间还衍生出一种制假售假的“新变种”：企业花点小钱将某个即将退市、无人问津的品种的使用权买下，借助这个合法“外壳”，把从制种基地套购或自繁种子推向市场。
“现在的种子公司就像在打牌，有的手里没有好牌的，就偷牌出老千，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王栋栋无奈地说。
越来越多的基层种业管理者和相关专家呼吁，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品种审定制度为保障农业增产和安全确曾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种子法》实施和种业市场化进程，相关制度设计需要重新审视，否则局地微调很难改变愈演愈烈的市场乱象。
枣阳市种子管理局质检科科长刘凤华认为，现在来看，品种审定制度已经演变为强硬的行政审批，行政指令色彩过浓，远远落后于种业发展实际。
佟屏亚直言，目前国内的种子产业是“计划经济的脑袋，市场经济的腿。”由于品种审定委员会的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监督，此间存在的寻租行为以及腐败现象，亟待引起重视。
“在一些地方，品种好不好就那么几个人说了算，一旦通过审定，有关品种立即身价倍增，于是实验数据造假、审定时跑关系就成了业内潜规则。”佟屏亚说，“在进行区域实验时，‘跑点送封’非常流行，一个‘封’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通常省级区试要花去30至40万元，国家区试要花去50至60万元。”
业界人士建议，未来品种管理制度的发展，应借着修订《种子法》的契机，坚持市场化的方向，逐步从品种审定制度过渡到品种登记备案制度，同时加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种子企业的主体责任。政府则应做好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