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雷诺阿共进下午茶》一书写道：“在17世纪时，已经开始制作红茶，最先出现的是福建小种红茶，这种出自崇安县星村桐木关的红茶，当荷兰人开始将中国茶输往欧洲时，它也随着进入西方社会。”1640年，“正山小种红茶首次由荷兰人运往英国。”（《清代通史》卷二）。
自17世纪，海上茶叶之路的形成，让居于闽北一隅的武夷茶，从此有机会进入欧美市场。1784年，“中国皇后号”远洋货轮，从美国纽约出发，取道好望角，到达广州，首次采购了中国商品，而这些商品中，茶叶受到了美国商人的青睐。此后美国商船频频来华，茶叶也成为他们购买的主要商品。除此之外，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德国、瑞典、丹麦等国也有船队来华进行茶叶贸易。商品交易，文化融汇，大大促进了海上茶叶之路向世界各国的拓展延伸。
作为万里茶道起点的武夷山，除了北接晋商开辟的穿越中蒙俄三国、长达一万三千公里的陆上茶叶之路外，还连接着自清朝口岸开放以来的海上茶叶之路。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是“下府帮”。“下府帮”实际上指的就是闽南泉州一带的茶商，他们很早就开始深入武夷山采购岩茶。享有“东方文化之都”的泉州，也是海上茶叶之路的起点。《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醴之属，皆所愿得。”至南宋，泉州地区生产的茶叶与瓷器、丝绸、酒等，同为海外各国渴望获得的重要出口商品。最让世界瞩目的是明代郑和下西洋，不仅开辟了海上更加广阔的丝绸之路，还把东方文化带到了西方。福建的海上茶叶之路由此发端。据《武夷山志·卷七》所载：“明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携带大量包括武夷茶在内的各种名茶作为礼品赠给各国，打开茶叶之门，外销从此开始。”武夷茶，由此跻身海上茶叶之路，与欧洲各贸易国的茶船，连舸远航。
与泉州一样，福州也是福建沿海海上茶叶之路的重要城市。1844年，《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正式签订，福州通商后，山西茶商遂衰，而下府（指闽南泉州一带）、广（广州）、潮（潮州）三帮继之而起。福州港于1853年对外开埠。《崇安县新志·物产篇》记载：“一水可通，运费节省，故武夷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在这有利的条件下，闽北产茶区的茶货发往福州，行船崇阳溪顺流而下，并可直达闽江口。
赤石是崇阳溪上重要的码头，逐渐成为武夷茶运销外港的集散地。《崇安县文史资料》记载：清末，赤石茶市老店还留六十余家，其中出名的老字号有集泉、奇苑、泉苑、芳茂、元美、泰丰、文圃、泉顺、泉发、福美等茶庄。在赤石茶市古街上，现在还保留着清末茶商的“水陆平安”、“合庄顺遂”、“开秤大吉”等标语，证实了赤石茶市的繁荣景象。到了1856年，福州出口的茶叶总量超过了广州， 此时武夷山茶产区的乌龙茶，就从赤石茶市水运，沿闽江而下，直达福州。
1757年，清朝为了控制对外贸易，将对英、法、荷等欧洲国家的贸易限定于广州口岸，不允许宁波、厦门等口岸与这些国家贸易。1689年,荷兰战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首次靠泊厦门港，收购武夷红茶，摆脱荷兰的限制并垄断了欧洲的红茶贸易。因此，正山小种红茶风靡欧洲。从武夷山正山小种红茶英文名字 “boheatea”(武夷茶)及后来升格为“chinablacktea”（中国红茶）中，至今还保留了历史的记忆。
《崇安县新志》载：“1666年，华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1680年，欧人已以茶为日常饮料，且以武夷茶为华茶之总称，此为武夷茶之新世纪。”“是时（清中后期）海禁初弛，外商云集粤东，我邑茶产之良甲天下。” 清代学者徐经在《雅歌堂文集·上制府议禁种茶书》记述道：“招粤人聚于星村，通洋之市遂以武夷茶主之。而凡建属之产尽冒武夷，于是有山无不种茶。”广东茶商来闽北采购武夷茶的星村，就是武夷山的重要茶叶产区，也是正山小种红茶发源地。当代学者徐晓望在《清代福建武夷茶生产考证》中写到：“在五口通商之前，武夷茶已经取代生丝成为中国出口最大宗的商品，每年为中国带来1000多万银元的贸易值。”、“福建山区因为武夷茶的输出繁荣起来，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输出的商品中，武夷茶的输出值达1000多万银两，占英国从中国输入货物的一半以上。”
“哥德堡号”建于1738年，1745年9月12日，在距瑞典港口不足一公里处，触礁沉没。《广州十三行》一书中说，“哥德堡号”船上有“红绿茶共2183箱，另有100件半箱装、6件小箱装、23件篮装、46件简装以及422件罐装或盒装茶叶。”在打捞出来的沉船调查中，发现了茶叶是“哥德堡号”主要的商品货物。从“哥德堡号”沉船保存下来的货物清单里，查阅出装运茶叶的情况：计有2677箱茶叶，相当于366吨；289箱2388捆和12桶瓷器，还有19箱1180卷丝绸，总重量约达100吨…，可以看出，仅茶叶就占其总运量的近三分之二。
拉动闽北产茶区对外贸易的，一是世界各地对华茶的需求，二是经营茶叶的利润十分诱人。清代赵翼在他所著的《蕶曝杂记》中就说：“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
在海上茶叶之路崛起的闽北茶商中，武夷山下梅邹氏茶商是对外贸易中崛起的首富之一。《崇安县新志》载：“下梅邹姓原籍江西之南丰。顺治年间邹元老由南丰迁上饶。其子茂章复由上饶至崇安以经营茶叶获资百余万，造民宅七十余栋，所居成市。” 《南丰茶溪邹氏家谱》中记载：“走粤东，通洋艘，闽茶赖以大行。”下梅邹氏茶商通过广州口岸，进入了对外贸易的主渠道。
在海上茶叶之路的拉动下，武夷茶对外贸易量很大。武夷茶在海上茶叶之路贸易过程中，实际上也是跌宕起伏。17世纪末，武夷茶出口量约为3万磅（225担），到18世纪的后50年，武夷红茶出口量达到18.35万担；19世纪中叶，武夷红茶出口量达到顶峰，最高达到30万担。但到了19世纪末，武夷红茶出现了盛极而衰的局面。1941年，整个武夷茶的对外出口量下滑到0.05万公斤。之后的数十年里，海上贸易的茶叶之路，基本中断。
如今，万里茶路的复兴再度引起人们的共同关注，构建“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与文化推动战略，为万里茶路起点的武夷山提供了优先发展的契机。武夷山应当借助当年茶船连舸闽江的贸易历史优势，坚定复兴海上茶叶之路的宏伟目标，把武夷山茶叶对外贸易对接到“一带一路”的战略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