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种子可以击垮一个产业，甚至危及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近年的两会上，“种子安全是农业安全的根本”、“洋种子的长驱直入会造成我国未来农作物受制于国外种业巨头的被动局面”等声音引人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刘昕3月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代农业对种子提出更高要求，这对我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提出新的挑战，提升我国种业核心竞争力已经迫在眉睫。
从2004年至2014年，我国实现粮食生产的“十一连增”，但这依旧难掩“农业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这一现实。刘昕给记者举例，比如，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我国仅为43%，而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在60%以上；我国玉米亩产只有390公斤，与美国差距近300公斤，且孟山都、先锋等公司正借助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到2030年实现将玉米单产突破800公斤大关的目标。“国际大型种业公司从研发育种、生产、营销、后期维护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周期循环系统，世界种业竞争已从由品种、市场争夺演变为种质资源、生物技术、资本、人才的全面竞争。”刘昕说。
如何实现我国成为种业强国的目标？刘昕认为，当下迫切需要打破现行的条块分割、分散管理的育种科研体系，构建由政府引导，由科研院所、高校、种子企业构成的资源集中、分工科学的商业化育种技术合作联盟。
“应建立商业化的育种科研平台。”刘昕说，我国种企数量多，规模小，科技创新能力实力不足，研发能力弱，竞争力不强，单个企业无力承担持续高强度的分子育种技术开发与投入，相当多公司还处在依靠代繁和贴牌生产求生存的尴尬境地。而与此同时，我国从事农业基础研究和传统育种科研队伍十分庞大，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人数超过20万人。但由于科研体制机制不适应现代种业发展要求，育种科技人员的业绩评价脱离实际，育种科研机构与种企结合不紧密，研究所办企业机制不灵活，很难做大做强。“育种者单打独斗,育成了怕被偷，繁育推广路子窄，育成的优良品种也占据不了市场,时间一久就被淘汰。”在刘昕看来，改变育种的导向机制与研发模式，打破院所和企业界限，建立科企紧密合作、收益按比例分享的商业化育种科技创新组织体系，是我国种业应对挑战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战略选择。这样有利于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农作物种业集团，打造一批精通某一作物的专业化种子企业，形成一批为种业链提供配套的服务型种子企业，建立公平竞争的种业市场环境，扶持种子企业做大做强，使其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技术创新主体、成果转化主体和服务农民主体。
此外，刘昕还特别强调，应该坚持突出种业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地位，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在育种科研机制体制方面，建立长效的财政支持保障机制，支持育种的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在他的设想中，以财政投入为杠杆，带动形成政府持续加大投入、企业积极筹资投入、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和以政府投入为主、企业研发资金与社会资本投入为辅的多元化投入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