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至2014年，我国实现粮食生产连续十一年增产，2014年粮食总产突破6亿吨大关。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问题，强调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从追求产量为主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上。
尽管我们已经比较好地解决了农产品长期供给不足问题，但农业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
“农为国本，种铸基石”。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
在2015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刘昕《关于加强科技支撑，提升种业核心竞争力的建议》的提案引起了广泛关注。
现代农业的呼唤
种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命线”。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必须高度重视种业发展。
刘昕以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为例说道，我国仅为43%，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在60%以上；我国玉米亩产只有390公斤，与美国差距近300公斤，孟山都、先锋等公司正借助现代生物育种技术，目标是到2030年将玉米单产突破800公斤大关。
农业部的数据显示，虽然近两年种子企业已由8700余家减少至7500家左右，但拥有“育繁推一体化”的企业仍然不足100家。
据了解，国际大型种业公司在研发育种、生产、营销、后期维护等方向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周期循环系统，世界种业竞争已从由品种、市场争夺演变为种质资源、生物技术、资本、人才的全面竞争。
“目前育种已经全面进入分子育种时代，跨国公司正大规模采用双单倍体技术、SNP检测技术等，育种呈现出高通量、大规模、精量化等特征，彻底改变着世界种业格局。”刘昕对记者说。
现代农业对种子提出更高要求，这对我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提出新的挑战。刘昕认为，实现种业强国目标，迫切需要打破现行的条块分割、分散管理的育种科研体系，构建由政府引导，由科研院所、高校、种子企业构成的资源集中、分工科学的商业化育种技术合作联盟。
商业化育种科研平台急需建立
良种是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不仅单产提高靠良种、结构调整靠良种、品质改善靠良种，农业机械化和专业化也要靠良种。
据刘昕介绍，跨国企业重视增强种子抗逆性，他们生产的种子可以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生长，例如干旱、病虫害。他们不再简单地追求绝对的高产，而是要在高产的情况下追求相对的稳产，还要适合机械化操作，需要从更广范围、更大群体中进行筛选。
我国种企数量多，规模小，科技创新能力实力不足，研发能力弱，竞争力不强，单个企业无力承担持续高强度的分子育种技术开发与投入，“相当多公司还处在依靠代繁和贴牌生产求生存的尴尬境地。”刘昕说。
国务院8号文件以后，中国种业企业从8700余家减少到5000家。种子管理部门抬高了准入门槛，把许多小微型企业挡在门外。
刘昕建议，打破院所和企业界限，联合国内研发力量，建立科企紧密合作、收益按比例分享的商业化育种科技创新组织体系，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农作物种业集团，打造一批精通某一作物的专业化种子企业，形成一批为种业链提供配套的服务型种子企业，建立公平竞争的种业市场环境，扶持种子企业做大做强，使其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技术创新主体、成果转化主体和服务农民主体，是我国种业应对挑战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战略选择。
育种导向机制和研发模式要改变
事实上，我国从事农业基础研究和传统育种科研的队伍十分庞大，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人数超过20万人。
由于科研体制机制不适应现代种业发展要求，育种科技人员的业绩评价脱离实际，育种科研机构与种企结合不紧密，研究所办企业机制不灵活，很难做大做强。
“育种者单打独斗，育成了怕被偷，繁育推广路子窄，育成的优良品种也占据不了市场，时间一久就被淘汰。”刘昕说。
对此刘昕建议，改变育种的导向机制与研发模式，让科研院所、高校的科研人员与种企紧密合作，构成分工科学的商业化育种合作联盟，促进人才、技术、资源等要素依法有序向企业流动，建立共享平台和利益分享机制，是促进科研院所和高校科研人员提升育种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提高种企核心竞争力的双赢模式。
从事育种研究多年的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所研究员张世煌也向记者表示，种业发展需要多种形式的科企合作，加快技术创新和转移。
种业财政支持长效机制不容忽视
坚持突出种业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地位，在育种科研机制体制方面，建立长效的财政支持保障机制，支持育种的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
“建立种业产业和育种科研投入长效机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逐年增加育种经费额度和育种科研项目数量。”刘昕说。
刘昕介绍，以财政投入为杠杆，带动形成政府持续加大投入、企业积极筹资投入、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和以政府投入为主、企业研发资金与社会资本投入为辅的多元化投入格局。
“构建以大型现代农作物种业集团为龙头，以专业化种子企业为支撑，以服务型种子企业为配套，大中小企业各具特色、东中西地区共同发展的种业集群。”刘昕强调。
中国种业要成功走出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道路，张世煌认为，就必须坚定改革与创新这个大方向，还要善于利用我国特殊的体制优势和国家对农业的政策投入。
“企业要及时抓住有利因素，集中资源奠定产业基础，然后主动与市场经济接轨。”张世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