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2年聚焦"三农"，突出强调"可持续"，传递出发展现代农业的明确信号。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无小事，"三农"问题也始终被高层密切关注。
怎么保证中国人的饭够吃？怎么让老百姓吃得放心？怎样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中国的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于全国两会期间，采访了刚刚由农业部副部长调任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的牛盾。
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的牛盾，30多年来一直从事农业问题的研究与管理工作。1992年调到农业部工作以来，牛盾参与了WTO农业谈判和多个国际农业协定、公约、标准的制订，特别是2004年任农业部副部长至今，牛盾分管国际合作，在推动和加强多边、双边与区域间国际合作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日前，年届六十的牛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并卸任农业部副部长之职。
如何看待农产品贸易逆差
记者中国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农产品最大进口国，目前国内农业受到国外廉价农产品的冲击，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牛盾：去年我国进口的农产品贸易额是1100多亿美元，出口大概600多亿美元。目前我国农产品贸易处于逆差状态，大概是500多亿美元。
我们希望促进农产品的贸易和发展，这有利于我国有竞争力的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我国目前竞争力较强的农产品是水产品等，进口比较多的是国外的大豆产品、食用油、棉花等。我们也进口了一部分粮食，包括玉米、小麦、大米等。通过农产品贸易，为国内外农产品贸易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
说到冲击，还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大国效应。我国进口的农产品，无论是哪个品种，其进口量在世界农产品贸易市场上，都是多的，但是进口到国内以后，跟我国的各类农产品总量相比，却是一个很小的比例。
去年我国进口了大约1400万吨粮食，这个量在世界贸易市场引起了很大反响。但这个数量只占我国谷物生产总量的不到3%，现在我国的谷物生产自给率是97%，我们粮食安全的底线是自给率95%。
记者：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与今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当中，都讲到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我们的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请你谈谈我国的农产品对外贸易面临怎样的国际形势。
牛盾：农产品贸易比较特殊，基本上每个国家都希望能多出口、少进口甚至不进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业效益，促进农民增收。如果进口多了，肯定会打压国内农产品的价格，影响农民积极性，甚至导致国内农业萎缩，竞争力降低。
要说国际市场，就要提到WTO。加入WTO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的优势不必赘言，但是我们入世时候，也承诺了一定的进口农产品"关税配额"，譬如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糖、羊毛和毛条7种农产品。虽然承诺的是一种可能性，但是现在某些国家以此为由，要把市场进口的可能性变成必须的义务，而且还不承认我们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这就需要谈判。
另一个事情，加入WTO我们曾承诺大幅度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水平，降低关税。现在我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是15.1%，是世界平均关税水平的四分之一，说明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处在世界前列。
但是反观某些国家，本国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关税非常低，而需要进口的农产品关税则很高。譬如，美国需要进口的农产品关税水平大都在100%以上，欧洲一些国家则能达到100%？800%。这些贸易壁垒也不利于我国的农产品对外贸易。
记者：在这样的贸易环境下，我们怎样在农产品贸易中寻求主动地位，为国内农产品发展赢得空间？
牛盾：改革开放36年，我自己的体会是，我们中国人创造了一个需求巨大、潜力巨大的市场。市场经济就是供求关系，我们创造出需求，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面对这个市场，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让它惠及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农民。让我国的农产品在这个市场上，体现出效益。
其中一点就是加大农产品出口，体现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与此同时，减少农产品的进口，保护我们的利益，让中国农业系统、农民生产的产品来满足中国国内的需求。这是拉动内需，也是提高国内农业效益，提高农民收入的有力措施。
记者：你长期在农业部工作，也多次参与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就农产品生产、贸易的问题，国外是怎样做的？
牛盾：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的经验。美国是个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但是美国的农业生产计划性非常强。他们的计划主要考虑两点，一是满足国内需要；二是全球布局，占领哪个市场，出口到哪个地方。满足以上两点后，如果农业生产能力还过剩怎么办？美国、欧盟在WTO专门创造出来的一个有利于他们农业的贸易政策--"蓝箱政策"(BlueBoxMeasures)。"蓝箱政策"规定与限产计划相关的支付可免予减让承诺（如休耕地差额补贴），限产计划下给予某些直接支付。也就是当产能过剩的时候，政府就会告诉农民，不要种粮食了，就种草地，还给更多补贴。
中国在加入WTO后，农产品出口没有补贴，这虽然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但是与前述欧美的政策相比，竞争公平吗？所以我建议，我们下一步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制定对农业有利的政策，进行对农业有利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降低我国农产品的成本，提高竞争力。
记者：市场行为中，我们发现有一些行业倾向进口国外产品，因为比较便宜。而且现在关税配额机制也开始受到国外甚至国内有些人的质疑，你怎么看？
牛盾：关税配额机制在中国不能受到挑战。入世时我们就讲，我国是WTO的新成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民还很多，农产品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我们必须有一定的调控能力和手段，我想明确表态的是，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机制，不能改变不能被挑战。
我们不会大量进口比国内农产品价格低得多的国外农产品，因为这样做，肯定会对国内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打压，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农业民族产业的发展会受到影响。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不会这样做。
但是，这是一个矛盾，市场机制这样一种价格的倒挂，无论是企业也好，市场经济主体也好，市场经济人也好，都是逐利的，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所以就要进口价格低的农产品在国内销售，可以赚一个价格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调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中国的农产品安全吗
记者：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民生，但在有些地区、个别品种，有关农药兽药残留的违法违规案件仍时有发生，这让百姓非常担心。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到底怎样？
牛盾：通过全面强化监管，2014年我国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蔬菜、畜禽和水产品合格率分别为96.3%、99.2%和93.6%。
我国农产品合格率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但总是有企业不按规则办，存在侥幸心理。以前我们经费不够、执法力量不够，现在要加大法律实施力度，要追责并施以重典。具体要关注的有3大类，蔬菜方面，要关注有机磷农药问题；肉类产品，要关注瘦肉精等问题；水产品，要关注抗生素问题。
记者：你认为农药兽药残留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牛盾：主要包括5方面。一要建立农药兽药残留检测标准体系。二要建立强大的监测体系，就是实验室体系，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农产品都要经过检测，包括快速检测和定量检测。三要要求所有的生产企业进行农产品认证认可，包括绿色、无公害、有机认证等。四要有追溯体系，能找到源头。五要有强有力的法制和惩罚措施，对违法违规行为要追责、惩治、处罚，必须要处以重典。
记者：解决农药兽药残留问题，还需要政府做哪些工作？当前还有哪些难点？
牛盾：我认为经费保障和队伍的建立还相对较弱，今后必须加强。
投入方面，政府监管是社会职责，这项工作需要政府买单。现在的投入能够满足例行检测的基本要求，但是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要求的不断提高，检测工作也要提高水平，需要增加投入。我们希望今后检测工作的面更广、频次更高。
队伍方面，农药兽药残留检测需要一支有专业知识、技能和责任感的队伍。现在队伍基本建成了，但是专业化、职业化水平还有待提高。目前省级、区域级检测水平都可以，但是在县一级，存在人员对检测实验室技能不熟练、对仪器的掌握还不够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切实解决。
政府对转基因持什么态度
记者：你如何看待转基因食品？来自国外的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
牛盾：我们进口了一些转基因农产品，代表品种是转基因大豆，转基因大豆去年我国总计进口了7000多万吨，主要进口来源地是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
进口首先要经过这些生产国国家级的安全评审，评审完后，再向我国提交出口国的安全评价结果，我们接到相关安全评审证书之后，还要进行国内独立的安全审查和评价。通过这些程序，我个人认为进口转基因大豆是安全的。
记者：现在老百姓十分关注转基因食品，也有很多争论，请你介绍一下我国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你认为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上，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牛盾：转基因引起巨大的反响和争论，甚至引起部分群众的恐慌，也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群众、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讨论，我觉得首先政府不能失语。政府一定要有明确的态度，要向全社会负责任地表明对此事的态度。
只要是在我国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农产品食品，都是经过安全评价，都是获得安全评价证书的，都可以放心地购买和食用。
我国建立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办法相比更严格。有的国家在评价和标识的时候，有一个量的规定，比如说这个农产品有转基因成分，当达到1%、4%或5%的时候才进行标识，而我们国家是规定，只要有转基因成分就必须标识。
当转基因农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时候，我们要让广大的消费者有知情权，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是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的；另外就是让消费者有选择权，根据自身喜好来选择是否购买和消费。
如果说有哪一个机构告诉老百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我想最权威的机构一定是政府部门。
记者：你认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是什么？
牛盾：要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首先要保证基本农田的数量。而我国耕地的红线是18亿亩左右，这个底线绝不能动摇。
其次，是要培育自己的优良品种。为此，农业部和有关机构将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农产品优良品种的培育，除了我国传统的育种方式和广泛使用杂交育种技术，还将积极推进转基因育种技术，以及航天育种技术。譬如，我国在2006年发射了一颗专用育种卫星，在这颗卫星上载有2000多种农产品的种品种，通过太空微重力、高真空和宇宙射线的辐射，我国已经培育了一大批非常成功的新品种。
2013年世界粮食总产约25亿吨，我们生产了6亿吨粮食，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和6.5%的淡水资源，生产了占世界25%的谷物，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足见我国有确保粮食安全的能力。
金融如何服务农业
记者：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农村领域改革更是其中的重头戏。农村金融机构该如何助推农村改革发展？
牛盾："三农"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参与，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在强化农村金融对于"三农"的支持。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新的机遇和挑战摆在农村金融机构面前。
加快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势在必行。针对农民融资能力较弱的现实，中央从去年开始出台措施，明确了如何进一步增加农民的财产权利，即通过农民土地的流转、抵押、出租，以及明确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农民的房屋财产权利以及集体资产经营分配收益权，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能够进入中国的金融系统和信用系统，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金融改革要进一步植根于中国的农村大地，把金融服务系统延伸到农村去。只有建立这样的金融服务体系，让农民群众真正用得上、有所依，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三农"的作用。
尽管从目前来看，金融机构这样做获利有限，但可以确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以及金融逐步对外开放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如果能够更好地在农村市场扎下根，打牢基础，将会对今后发展产生很好的促进作用。
记者：现在像阿里巴巴等一些企业，他们想构建农村、农民的信用体系和信用社会，你觉得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吗？
牛盾：这代表着一个方向。这些电商非常有创新精神，现在这种服务延伸到农村，因为他们看到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
如果电商能保证诚信和产品质量，就可以解决农村市场经济信息的对称问题。这将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
记者：此次金融改革，你觉得会对农村金融带来哪些影响？
牛盾：肯定会好转，肯定会改善，但是还要观察。改革增强活力，增强激励机制，这是没有疑问的。接下来，我认为应该选一些有志于为农村金融事业服务的人才，这也是重要的。
记者：目前农业部与银监会，或者金融机构有怎样的合作机制？
牛盾：我们不仅跟与银监会、央行等部委有合作机制，我们还跟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机构都建立了合作机制。譬如与邮储银行的合作就是面向渔业和渔民服务，结合我国的渔业政策，联手为渔民创造扶持服务条件。
我们还与中国信用进出口保险有限公司合作，推荐有信誉、有实力、有意向的农业企业到国外去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