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要求地方放开种子、桑蚕茧和小工业盐价格。在发改委官网上，此信息未出现在明显位置，没有解读，也未列入热点排行，农业主管部门、种子企业也都反应淡定。农作物种子地位特殊，之前每次政策出台都会“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次却悄无声息。这是为什么呢？记者为此专访了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立秋。
瓜熟蒂落正逢其时
2000年种子法颁布实施后，种子市场放开，民营种子企业如雨后春笋；一系列保护中国种业，扶持种业发展的规章政策相继出台，中国种业高速发展，种子供应主体逐步多元化，市场竞争越来越充分。这期间，遇有特殊情况，有些地方政府也干预过种子价格，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作物种子的价格。比如2011年个别省(区)对水稻、玉米种子实行过限价，但都没什么效果，一则供需双方“我行我素”，二则官方不予追究。在许多业内人士心目中，这些年就是这样过的，中央未明令种子价格放开，但也从未管死，如今发改委部署放开种子价格，不过是彻底明确了国家的态度，让种子市场主体——种子企业的自主权更加名正言顺而已。
既然种子价格放开早晚会发生，那么选择在当下时机是否最为相宜？李立秋认为发改委此举非常适时。一方面，最近几年主要农作物种子供过于求，这个时候放开价格利于激发市场活力，灵活配置市场资源，提高运行效率；另一方面，种子价格放开要求有公正公平的市场机制，经过多年整治特别是去年开始的三部委联合专项清理整顿，种子市场秩序明显改善，市场评价机制正在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正在形成，而良好的市场环境必定能与种子价格放开相互促进，共存共荣。
有助于推动种子价格趋向合理
全面放开种子价格，最大的好处莫过于能够保证种子优质优价。长期以来，我国种子价格偏低，传统观念衡量种子价格常用一斤种抵几斤粮，即所谓的“种粮比”。许多农民甚至某些领导不能接受种子价格数倍于粮价。李立秋对这样的“种粮比”不以为然，他认为在2000年以前、在常规作物上，用简单的“种粮比”还可以接受，因为那时对种子质量、包装都没有严格要求。种子法实施后，对种子质量和包装有了严格规定，种子生产出来后，必须经过加工，发芽率、纯度不达标就要转为商品粮处理。高标准要求使种子成本大大增加，如果是杂交种，还有严格的制种环节和制种产量制约。所以，用简单的“种粮比”来衡量种子价格的高低是不科学的。参照多数国家种子定价，种子价格十几倍乃至几十倍于粮价都属合理，只要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产出、更高的效益。
现在更多的人认同，种子的价格应该用每亩用种购买价和每亩产出价来比较，即“价值比”。以黄淮海地区玉米品种郑单958为例，每亩地2公斤种子，正常年景亩产500公斤，种子价格目前每公斤10元左右，玉米收购价2元/公斤。这种情况下，“价值比”是2%。在发达国家，常规种的“价值比”大约是8%~10%，杂交种在12%左右，转基因种子更高，还要看转了几个基因，转得越多，价格越高。这说明，我国的种子价格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事实上，种子企业也需要有这样的利润空间来进一步加大品种研发力度，提高种子加工水平，使种子的纯度、净度、含水量、发芽率持续保持高水准。当然，作为供需矛盾的一方，种子消费者一定希望种价越低越好，但是长此以往，企业没有财力搞研发，种子产量、质量上不去，最终受害的还是农民。
不等于种子可以随意涨价
种子价格放开后，会产生哪些副作用？应该如何应对？李立秋认为，种子价格放开最有可能带来的是个别企业个别品种虚假宣传，借机涨价。这就需要各级主管部门、执法部门加强监管。“监管不是干涉，而是依据法律法规规范企业的行为，比如做广告时企业必须按品种审定的要求和语言宣传产品，不得随意夸大。”李立秋认为，实际上，借机涨价、虚假宣传的企业是自绝生路，“我们的市场从根本上说应是诚信的市场，是竞争的市场，不讲信誉的企业注定不会长久”。
据以往的经验，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总会伴着各种声音，有的像石入波心，有的如水迸热油，依目前局势看，从中央到地方对种子价格放开无质疑、无抗议，市场的提前消化，让新政令出台如春风化雨般润物无声，新政令也悄然改变着市场，这也许就是放开种子价格政策独特的成功之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