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饮茶就有清饮和调饮两种方式的地位之争。唐宋时期调饮法占主导，唐代把盐和姜作为煎茶时必备的佐料。
而宋代常见的是核桃、松子、芝麻等。从南宋中后期始，尤其是明清时期，清饮逐渐盛行，并为“正统”茶人所推崇。然而，清代由于花茶及区域茶饮和民族茶俗中调饮方式的不断拓展，茶的调饮地位不仅得以巩固，更与清饮方式并行发展，从而改变了以往朝代彼此地位失衡的发展面貌。首先，花茶在清代普遍流行。严格意义上的清饮是指茶水中不加任何杂物，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点花入茶”应是调饮方式之一。区别于唐宋时期的调饮佐料，清代以花入茶十分普遍。《清稗类钞》中，对点花入茶的一般方法及各种花入茶的具体方法均有记述。其一般方法是“以锡瓶置茗，杂花其中，隔水煮之。一沸即起，令干。将此点茶，则皆作花香。梅、兰、桂、菊、莲、茉莉、玫瑰、蔷薇、木樨、橘诸花皆可。诸花开时，摘其半含半放之蕊，其香气全者，量茶叶之多少以加之。花多，则太香而分茶韵;花少，则不香而不尽其美，必三分茶叶一分花而始称也。”
此外，前文所述乾隆命制“三清茶”以及光绪、孝钦后喜饮之茶都属花茶。花茶在清代的喜饮程度，促进了此后中国半发酵茶的发展，无疑丰富了中国茶艺的内涵。其次，各地区及各民族饮茶习俗中还存在多样的调饮方式。《清稗类钞》中记述有四川太平、北京、扬州、长沙、广东等地采用调饮方式喝茶的茶俗。其中四川太平男女视酥油奶茶为要需;北京人茶中入香片;扬州啜茶“例有干丝以佐饮，亦可充饥。干丝者，缕切豆腐干以为丝，煮之，加虾米于中，调以酱油、麻油也。食时，蒸以热水，得不冷。”长沙茶肆，“有以盐姜、豆子、芝麻置于中者，曰芝麻豆子茶。”而广东地区的茶馆也有饮所谓菊花八宝清润凉茶，茶中入有“杭菊花、大生地、土桑白、广陈皮、黑元参、干葛粉、小京柿、桂元肉八味，大半为药材也。”此外，前文中所述满族、蒙古喜饮的奶子茶、乳茶、藏族的酥油茶都属于调饮茶。
可见，由于区域性、民族性调饮方式的推行，清代茶的调饮文化地位大大加强，并与清饮并行发展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