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深树指出，出产生猪的大省，其实是把污染留给了自己，把好处带给了其他地方。依照责任与权利对等原则，“吃猪肉的要考虑养猪的”。建议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平衡发展、生态补偿拨出专门经费，支持生猪主产区的污染治理。
湖南郴州资兴市生猪养殖大户朱忠跃改行做起了干鱼加工。
今年年初，响应地方政府的号召，为保护东江湖水源，他主动退养了600多头生猪。
作为全国生猪养殖大省的湖南，这一行业似乎日渐不受政府喜欢。
湖南省规定，为保护水源，湘江流域库区1公里范围禁止生猪养殖，干流500米内禁养生猪。对于离不开水源支持的规模化养殖场来说，在流经湖南省6个地市的湘江流域实施的限制性政策，无疑给蓬勃发展的生猪产业当头一棒。
今年5月，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资兴市白廊乡白廊村了解到，村里效仿朱忠跃退出生猪饲养的，还有20多户。之前满地的养殖污水、刺鼻气味，现在已经没有了。
资兴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生猪养殖一直是资兴市白廊、兴宁等湖区乡镇的支柱产业，最多时年出栏10万头以上。生猪养殖在带动移民增收的同时污染了东江湖水质。去年10月至今，东江湖流域有78个养殖户主动退养了1.6万多头生猪，转型从事农家乐、果树种植、农产品加工等行业。
按当地政府的计划，到今年12月底，禁养区内的369个生猪规模养殖场将全部完成退养。如此，东江湖周边每年将减少生猪养殖8万余头，每年可减少COD(化学需氧量)排放2880吨、氨氮排放144吨、总磷14.1吨。
“减猪”行动不只资兴独有。过度养殖带来的污染迫使许多地方政府开始着手将规模养殖户“赶走”。
作为全国生猪生产大县的长沙县，其力度和示范效应，颇为引入注目。
数据显示，2007年，长沙县生猪年出栏达228万头，2008年生猪出栏数达375.5万头，生猪养殖密度居全国县(市)之首，一度成为“全国第二大生猪调出大县”。北部的福临镇更是“家家有猪舍，户户养猪忙”。该镇的古华山村，仅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养殖高峰期生猪年出栏总量高达10万头，甚至超过了湖南一些山区县的养猪总量。
据长沙县环保部门测算，养一头猪日用水量达0.05吨，排出废水0.04吨，其碳排放量相当于同期19个成年人的水平，县里最高峰时期猪粪尿日排放量超过1.5万吨。在古华山村，与年存栏10万头生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猪粪便产生的氨氮含量超标11倍，超出土地等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15倍。猪开始变得养不起了。
2010年，长沙县出台了《畜禽养殖退出转产扶助鼓励暂行办法》。
福临镇党委书记唐锋称，据县里的种养规划，镇政府与110多户签订了禁养协议，与860多户签订了限养协议。
根据协议，禁养户、限养户拆除栏舍均可获得数额不等的转产扶助资金。
推行这一政策后，仍有部分村民并未严格按照协议履行义务。于是，福临镇政府将一批签订过协议、超养规模又较大的养殖户告到长沙县人民法院。
今年2月中旬，长沙县委书记杨懿文透露，生猪养殖污染的治理，地方已经无法承受。县里将加大力度，严格依据新环保法的要求，对规模养殖户进行劝退、转行。对拒不履行者，将依法起诉、执行。
而长沙的另一生猪重要产地浏阳市，也越来越关注“生猪养殖造成的环境污染、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差、减排压力大的现象”，严格监管生猪养殖排污工作，关停拆违规生猪养殖场。
仅2012年，该市就已完成治理635户、面积28万平方米，关停违规排污养殖场230个、拆除违规养殖场84个。
环保达标抑制“猪快长”
生猪养殖污染的问题并非湖南独有。
环保部和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畜禽养殖业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分别达到1184万吨和65万吨，占全国排放总量的比例分别为45%、25%，占农业源的95%、79%。
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专家、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吴根义曾受命去多个省份调研。5月13日，他告诉记者，在中国一些地区，畜禽养殖业污染已超过居民生活、乡镇工业，成为农业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作为“十三五”农业减排规划的参与者之一，吴根义指出，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资料显示，在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中，畜禽养殖业COD排放产量已经占农业污染源总量的96%，超过全国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COD排放量，成为污染源之首。其产排污量削减与控制技术成为目前环境领域的重大技术挑战，也是我国农业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的瓶颈。
农业环保治理给生猪养殖明显带来利空。
吴根义解释，工业化治理养猪污染实现达标排放的方式，在操作中有极大难度，受限于养殖的低利润，用工业化治理方式，按照国家排放标准，每吨水处理需20元，一个万头猪场的水处理费用就是天文数字，没有哪个养殖户或者企业能付得起这么高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