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清晨，方永强起了个大早，要到菜地采摘67户“会员”一周所需的蔬菜。天很热，走一圈儿下来，黝黑的脸上已经汗水涔涔。
两百多公里外，他的哥哥方永兵也在辛勤劳作——“我家菜园”农场专用于种植稻米的第二基地今年就要投产，必须赶在大雨之前把将十万吨有机肥施到地里去。
这是方家兄弟俩“回归”农村的第三个年头，曾经“坐办公室吹空调，打‘飞的’出差”的白领生活已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稻田里的蛙声、菜地里的新叶和踏在泥土上的一个个足印。
三年过去了，这场从高楼大厦到田间地头的“转身”，成功吗？
初衷：为家人种一份“放心菜”
方永兵萌生做农业的念头，已经很久了。“出生在农村，看着父辈耕作的艰辛，总想着肯定有更好的农业模式。”不过，他一开始的人生轨迹，仍然像不少农家子弟那样：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从西南财经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上市公司找到了财务经理的工作。
2008年，他迎来了自己的孩子，潜藏的农业梦又苏醒了，“担心食品安全，我就想找块地自己种，给家人吃。”2011年的一次朋友聚会闲谈中，他把这个想法抛出来，没想到几位朋友都大加赞赏：做了试试看，说不好还能成个事业！
打定了主意，他开始着手就选地。“菜地离成都不能超过一小时车程，方便今后配送，地面要平整，以便机械化耕作……”最终，他以每亩1500元的价格，在新津县花桥镇租下了26亩地。
地有了，谁来做？方永兵想到了弟弟方永强。
起初，方永强很不乐意：好不容易从农村出来，为啥要回去？持怀疑态度的，还有远在安徽的母亲和他身边的妻子。面对家人的质疑，方永兵许诺每月给弟弟开4500元的工资，让他“只管干活，不担风险”。
一年后，弟弟终于被说服，带着母亲和妻儿来到了成都，接管了这26亩休耕了一年、长满杂草的土地。
波折：配送率不足一成
买了集装箱“建房”，一次性付了地租，选好了种子，接通了灌溉管道……2012年，方用兵拿出30多万元积蓄，用于农场的先期投资。
很快，播撒出去的种子，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辛劳的一季也开始了：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和杀虫剂，方永强几乎每天都要和母亲妻子下地拔草；蔬菜如果生虫了，还得逮虫。
2013年6月，方家两兄弟收获了第一波蔬菜，番茄、莲白、黄瓜……近3000公斤！丰收带来的欢喜充斥在每个人的心里。
不过，一个残酷的现实却摆在面前：由于没做任何推广，第一批订菜客户只有4户，一个季度仅需蔬菜250公斤左右。富余的蔬菜，像小山一样堆积在田里，方永强至今难忘，“太心疼了，那全是汗水浇出来的。”更气人的是，哥哥还不准他把多余的菜拿到市场去卖，而是要他放在地里盖上土，几千斤蔬菜成了农场的“有机肥”。
“会员们以10元每斤的价格从我这里买菜，我却以低价销售到市场，这对支持我的会员不公平，何况堆肥还能减少有机肥开支。”方永兵说。
不仅不卖菜赚钱，方永兵还在继续投资：研究改善品种。2014年初，他专门腾出了几亩地，将救心菜、菊花脑等具有一定药效的特殊菜品和优质大米品种引进了农场。
第一年下来，投入30多万元，收入却不足5万元。
思路：打通销售渠道很重要
“总是等着别人来找我们，不是办法。”2014年，兄弟俩决定主动出击：农场建了微信平台做营销推广，同时参加了成都生活者市集，积极展示。
随后，会员增速拉出上扬线。到2015年，农场的会员数量终于达到了67名——按照方永兵最初的“创业计划书”，这已经达到农场收支平衡的“盈亏平衡点”。
这时，方永兵决定辞职了。“上着班，没有精力拓展销售渠道，主动性没法提高。”辞职，意味着他能全身心投入到农场的发展中，但同时全家人少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这是一个看起来有些“破釜沉舟”的决定，但方永兵心里已经有了筹划。
“蔬菜基地能满足150户会员的需求，但我们只打算做80户，实现微盈利就好，更重要的是服务。”方永兵说，多出来的地，则作为品种的“科研”基地和会员家庭活动阵地。
更多的希望，在稻米基地。“单品是生态农业的一个出口。”去年的1号大米就供不应求。今年初，方永兵在南充承租了80亩土地，用于规模种植1号大米。
“农忙结束后，我还准备出去跑跑销售。”除了会员拓展，方永兵计划尝试与餐厅、星级酒店合作。
“按照预期，若一切顺利，今年稻米基地将带来十多万元的收入。”这次，方永兵彻底从高档写字楼走了出来，挽起裤腿，当起了“新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