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互联网+”以来，“互联网+”便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风口。5月15日，商务部推出《互联网+流通 行动计划》。6月24日，国务院出台《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明确圈定了互联网+的11个重点领域，现代农业位列第三，仅次于创业创新、协同制造。农业部等其他部委也将于近期推出相关领域的互联网+行动计划。农业这个看似最古老传统、离互联网最远的产业，将因互联网发生连接，而形成裂变与新生。离互联网最远的农业，的确是互联网最难加的领域，却可能成为最具想象空间的一次变革，而农业也因其特殊性，将可能重构在消费品领域互联网+的连接逻辑。
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各种风险与结构性矛盾也在聚集。6月30日，在“互联网+农业的路径与变革”论坛上，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副司长王小兵表示，我国农业发展既面临着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与成本的“地板”。与国外农民占农产品利润“大头”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农产品的利润在逐级的渠道中被吸收消化。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的成本在逐年上升，农产品的滞销问题时常出现。比电商下乡进村入户更紧要的，是解决农产品出村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5月份，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8.5%，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28.1个百分点。一般消费品的网购已经成规模，成体系，不论是大型平台还是垂直领域，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领军企业。而农产品的电子商务尽管起步较早，却远未产生大企业、形成大规模，更没有破解盈利困境。
业内人士表示，这受制于农产品的溢价率低、物流成本高等产品的特殊属性。因此，在传统的互联网+消费品领域的商业逻辑需要做出调整。一亩田研究院院长高海燕认为，B2C的模式现阶段不适合农产品出村，提高客单价最好的方式是B2B。与消费品领域从B2C到B2B不同的是，互联网+农产品需要直接进入B2B的模式。
对于“三农”中的农民，同样不能用以往的网民教育方式。“互联网+农民的方式在现阶段并不可取，应该选择互联网+农民组织。”中国社科院教授党国英指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效应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荷兰全国大概就几个合作社，但中国有上百万加农业合作社，数量多，规模却不大。中国的合作社如何在与互联网连接的过程中，找到与农民合作的创新机制，这都需要考虑。
此外，农民的技术敏感性、互联网意识以及进入市场结构的能力较弱，这是国家需要推动的普惠型教育。据悉，2014年起至今，农业部已经在3700个村建立了益农信息社，通过信息进村入户解决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今年益农信息社将在全国铺开，将为农民提供公益服务与便民服务。
5月8日，国务院出台“电商国八条”，中央财政将拿出2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据悉，商务部等二十多个部委参与的《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指导意见》初稿已经完成。国务院还明确提出今年新增1.4万个行政村通宽带，在1万个行政村实施光纤到村建设，95%以上的行政村通固定或移动宽带；明后两年，80%以上的行政村实现光纤到村。
互联网+农业的宏图已经展开，而作为信息化最为落后的领域，工作却需要从最基本的触网开始。从最基本的农产品出村开始，到农村服务与农民生活信息化，最后才是农业生产物联网化，“三农”领域的互联网+路径在实践中将日渐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