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经济学者厉以宁表示，将来中国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一种职业，将来的农业从业者将是真正懂得农业技术的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农业种植生产将走规模化道路。
在过去几年，“城镇化”逐渐取代“三农”成为主流话题，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将城镇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抓手。但是，如果不考虑土地问题，也会留下一些问题，比如谁来从事农业生产？目前，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90后一代绝大部分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也没有农业生产的技能和兴趣，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严重，后继无人。
因此，农民职业化似乎是唯一的选择，农民不再是一种二元社会中的政治身份，而是一种职业，农业生产也将实现专业化与现代化。但是，鉴于目前土地仍然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即土地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种前景还很遥远。不过，在北方适合机械化耕种与收割的平原地区，大部分地区早就实现了粮食作物生产的现代化，那些拥有机械收费为人耕种收获的人也算是职业农民的雏形。
现代市场经济否定“小农经济”，尽管中国粮食种植非常稳定（因为在土地规模很小且人工很贵的情况下种植其他作物不经济），但小农性质的养猪业经常因“蛛网效应”而呈现周期性过剩，呈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矛盾。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耕者有其田是因为城市不能提供足够就业的话，那么，现在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已是事实，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承包制”就会被消解。
小农经济的基础是家庭，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村家庭逐步解体，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在城市打工和就业，因此，所谓很多“农民”实际上已经成为等待就业的人，而不是从事农业的人。事实上，从事农业的人越来越少，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对职业化的“现代农民”的需求。
现在的问题是，农村家庭的“小农经济”解体后，中国是否有按照工业社会的逻辑安排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能力。这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当农民成为个体的待业者，而不是家庭经济中的一员时，国家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并且给予他们市民的身份。目前来看，农村大量年轻人处于打零工、半固定工作以及待业，他们没有农业生产的经验、能力和兴趣，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此，除了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最主要的是，如何将他们纳入到一种新型社会组织之中，而不是游荡在社会边缘地带，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
另外一个挑战在于农业，当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衰落，农业亟须产业化之时，中国政府是否准备好了鼓励土地集约化的土地改革，以及规模化种植带来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挑战。至少目前看来，这些问题都还待解答，目前主要还停留在以财政补贴鼓励家庭粮食种植的阶段，土地改革还未启动。
此外，农村或将成为农村弱者（老年人、儿童）的定居区，如果农民进一步职业化，农地进一步集约化，那么，作为弱者的农村社区如何组织将成为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农村必然衰落而置之不理，必须寻找一种解决的办法。在这些方面，日本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日本早就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进化，但是，目前日本农业从业人员逐年减少且加速老龄化趋势，日本因此积极采取措施培育职业农民，建立完备的农业教育体系，并对农业后继者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
中国应该积极向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方面转型，把握主动才能化解矛盾和问题。首先，应该积极推动农业的产业化与农地的集约化，为规模农业以及职业农民打好基础，并且进一步学习日本经验，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农民，同时吸引农村以外人才从事农业；其次，提高年轻农民的社会组织化水平，帮助他们更好的就业以及在城市稳定的生活，提高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以及各种公共服务，不要让农村成为失落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