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抗”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在我国，国家层面的“限抗令”也在近日全方位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使用的抗生素中，半数以上是兽用。那我国畜牧业如何才能减少使用、杜绝滥用抗生素？
减、停用饲料抗生素是趋势
“我国在食用动物生产方面抗生素使用量预计占全球使用量的30%。”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研究员、抗菌肽及抗生素替代品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王建华介绍，抗生素在畜牧业中的使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治疗用抗生素，另一方面是归类于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防病用抗生素。药物饲料添加剂长期大量使用的另一重要动机源于其促生长作用。
由于在动物中长期使用低于治疗剂量的抗生素会加速耐药菌的产生，导致动物机体免疫力下降，造成畜产品抗生素残留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等负面效应，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对畜牧业饲料添加剂用抗生素的使用作出限制，尤其是近10年来，限制尤为严格。
事实上，我国对抗生素药物管理十分重视，但对饲用抗生素的限制起步较晚，且种类有限。近年来，随着2015年底在食品动物中停用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4种喹诺酮类兽药和2016年11月停止硫酸黏杆菌素的饲料添加剂用途等规定的出台，在动物中限制减少或停止抗生素使用的政府行动明显加速。
“目前，我国整体养殖水平不断提高但区域差异大，动物疫病多发，抗生素既起致病作用，还起预防作用，在一段时间内，抗生素在动物疫病防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王建华说。
换言之，在饲料中“限抗”“无抗”是趋势，但治疗性抗生素短时间内仍是无法替代的。在抗生素问题上，当前畜牧业需要坚持的原则是“科学利用、逐步减用、严禁滥用抗生素”。
“我国的国情和养殖特点决定了禁抗之路势必不同于欧美等国，当下我国养殖环境、饲养模式、防疫体系、管理水平、基础设施的发展还不完善，因此饲料禁抗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实现，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华农事业部副总裁方炳虎表示。
如何循序渐进地实现少用或禁用饲用抗生素添加剂？王建华建议，首先应该健全法律法规，建立产品负面清单和抗生素减用计划。“第一，要以科学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制定出一套有统一目标的差异性抗生素减用停用行动计划，确定减、停用的产品清单，实施进度和适用范围。第二，要分时间、区域、抗生素和畜禽种类推出饲用抗生素停用计划。第三，法律的施行需要行之有效的监管。第四，加快研发新型、高效、经济适用的抗生素替代品。”
研发推广抗生素替代品
除了法律和监管手段，发展抗生素替代品从技术上为抗生素减量打开了新的大门，成为抗生素替代的基础性物化手段。
“以抗菌肽、益生菌、寡糖、有机酸、中草药、酶制剂为代表的新兴抗生素替代品能长期高效改善动物生产性能，并在杀灭病原菌、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方面效果显著，具有抑制病菌繁殖、促进饲料消化吸收、增强动物免疫功能、改善体内外生态环境等功效。”王建华说。
王建华强调，这些替代品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抗生素的使用，但“抗生素减量和减品种单纯依靠单一技术无法解决，必须是优良品种培育、畜禽疫病防控基础理论与防控技术、抗生素替代品研发、养殖环境控制与粪污处理、养殖设施设备与信息化技术等几方面技术的储备和集成才能实现。”
据了解，这些抗生素替代品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也依然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虽然农业部批准生产的饲料微生物添加剂有近40种，但在推广和应用中也存在亟须解决的问题，比如产品标准化、差异化工作明显不足。
再比如，抗菌肽来源广种类多，分子质量小，自然界含量低，分离纯化难，化学合成成本高，难以推广应用，亟待建立转基因高效低成本生产途径。“而且抗菌肽的免疫原性、安全性、药物动力学及其效果等方面还需要深入探讨。”王建华说。
中草药提取物则存在资源比较短缺、药效和质量不稳定、成本高、缺乏与现代药学接轨的相关安全性评价手段与资料等问题，且粗糙加工，大量添加、配方庞杂，基础研究薄弱也是不可回避的难题。
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指导意见》提出，引导农业投入品科学施用，提高饲料利用效率，规范饲料添加剂使用，加强饲用抗生素替代品的研发和使用，逐步减少饲用抗生素用量。
王建华说，在研发和推广新兴饲用抗生素替代品上，需要讲究策略，疏堵并举。一方面强化源头创新，另一方面加大下游应用奖励力度。
“强化源头创新是鼓励以企业为主、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的科技创新模式，设立抗生素替代品创制重大专项计划，鼓励研发高效、无毒、安全，生产性能和经济性能高的抗生素替代品，并加大对企业的政策性扶持力度，快速推动新型有效抗生素替代品的研制和生产。”王建华表示，“奖励制度就是加大对市场上‘无抗’饲、畜产品的奖励，最大程度提升企业和个体养殖户投入无抗养殖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