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玉米临时收储政策一年后,农产品市场是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2016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经贸司副司长刘小南在媒体通气会上表示,2016年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将把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玉米价格由市场形成,生产者随行就市。这意味着,实施了9年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被扭曲的农产品市场回归到“价格反映供需”的正轨。
2月28日,在2017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习银生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临储政策取消一年来,总体来讲成效显著,甚至超出预期。但产需脱节依然存在,去库存任务艰巨。同时农民种植效益出现大幅下滑,表明补贴机制有待完善。
成效超预期
2007年,国家开始实施临时收储政策,初衷是鼓励主产区玉米种植,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然而,2011年后,由于国际农产品价格大幅跳水,中国玉米收储价格却逐年提升,使得国内库存不断堆积,玉米供给严重过剩。
取消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被认为是中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突破口。习银生表示,该政策实施一年来,农业供给侧改革总体来讲成效显著,甚至超出了预期。
“玉米生产结构调整初见成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去年调减玉米种植面积超过2000万亩,而农业部的数据则是将近3000万亩。无论是2000万亩还是3000万亩,都超过了原定的每年1000万亩的目标。”他表示,“这是我国玉米种植面积13年来首次调减。”
另一方面,玉米的市场化定价机制也已确立。原来玉米市场是“政策市”,经过改革,玉米价格已经回归到市场定价。目前产区价格大约是0.7元/斤,销售价0.8元/斤,已经降低到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转变了市场扭曲、价格虚高的局面。
“本来东北应该是玉米成本最低的区域,价格也应该最低。但是因为临储政策,价格出现倒挂,最多时东北产区的玉米每吨比华北产区贵200元。取消后,倒挂现象很快就消失了,目前东北产区比华北产区价格要低200元/吨以上。”习银生说。
此外,临储政策取消后,国内玉米价格也与国外价格快速接轨,国内外价格倒挂现象基本消失。到今年1月份,配额内国外玉米运抵我国南方港口的到岸税后价平均为1709元/吨,比国内玉米到港价高出120元,扭转了持续三年多的价格倒挂局面。
“价格接轨的速度非常快,超出了我们原来的预期。”习银生说。
库存仍是历史最高
虽然成绩超出预期,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过去,临储政策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造成“库满为患”,巨量的玉米库存不但占用大量的财政资金,每年还要付出巨额的库存成本。
2016年,玉米去库存初步启动。从成交量看,全年政策性玉米拍卖成交数量达到2183万吨,加上临储一次性转为储备轮换粮的2006万吨,全年政策性玉米出库量接近4200万吨,明显高于前几年的水平。
不过,由于多年临储政策的刺激,玉米供大于求的局面尚未彻底扭转,2016年预计产大于需仍超2000万吨,库存压力依然巨大。
“光是临储玉米的存量,目前就已经超过2.3亿吨,超出了全年玉米的产量和消费量,产生消费比高于100%,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习银生说。
怎么办?出路还是要多管齐下。要按照市场化导向,多形式、多渠道地开展临储玉米竞价销售,同时完善拍卖制度,改善服务,切实提高实际成交率;通过税收优惠、出口退税、加工补贴、运费补贴等方式,适度扶持下游的玉米加工业发展;支持主产区生猪产业发展,促进玉米加工转化利用;还可以考虑适度扩大燃料乙醇产能,加快消化玉米陈化粮等。
“除了要消化现有库存,还要遏制新增库存的产生,这个主要通过调减面积来实现。”习银生表示。
每亩收益下降300元
取消玉米临时收储的同时,还要建立农民基本收益保障机制。2016年,国家在东北三省一区建立了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分两批总共下发了390亿元补贴。
不过,习银生表示,总体来说农民种植效益还是出现了大幅下滑。据发改委成本收益资料显示,2015年国家临储收购价下调后,玉米农户每亩现金收益同比减少了205.64元。2016年临储政策取消后,估计降幅比2015年还要多,尤其是东北主产区,农户每亩收益可能下降近300元。
“虽然东北产区已经建立了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每亩补贴约合130元,但补贴机制还有待完善。一是补贴额度难以弥补玉米价格下跌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二是其他主产区的农民难以获得补贴,收入损失无法弥补;三是玉米生产者补贴与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没有统筹衔接,不利于东北主产区特别是黑龙江玉米结构调整。”他说。
此外,由于玉米价格大幅下跌,土地流转费对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压力加大,不少地方出现亏损。调研数据显示,黑龙江省玉米规模种植户每亩成本已超过800元,按照去年11月的价格,收入为600多元,平均每亩亏损约200元。山东省种粮大户每亩亏损也达到10-50元,部分售价低的大户亏损达200元。
“目前土地承包户与流转户争抢玉米生产者补贴的情况较多,种粮大户不易获得补贴,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种粮大户大规模毁约弃耕的现象。”习银生说。
在他看来,除了政府要继续完善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增加补贴额度、适度扩大补贴区域外,农户这一块也需要调整种植结构,适应市场变化,改种大豆、蔬菜,或者其他经济作物等。
“要解决大户的问题,有些长期合同,签订时依据的是当时的政策环境,那时的政策环境是对粮食是非常有利的。而现在整个政策环境变了,出现了系统性风险,政府应该救市。”他说。
农业部农研中心主任宋洪远也表示,供给侧改革有三条底线,其中之一就是农民增收势头不能逆转。农民收入已经连续12年较快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也已连续7年缩小,如果势头变化,城乡差距就会扩大,农村社会就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