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广州人均消费茶叶量，在世界居于前列，广州，更是中国最大的茶叶交易市场之一。本地人爱茶也懂茶，卖茶也喝茶，发展出丰富的茶文化，育成了多姿的茶历史。
一直到清代，今广州海珠区范围内，还有相当面积的茶田。这座开启了中西茶叶贸易的城市，“三十三村冠，寻源望古榕。土风多酒肆，民业半茶农”，此种古风，可令你心驰神往？
雀舌何足羡 闻妾指头香
茶史专家黄亚辉、王维生指出，古代广州本土茶以“番禺河南”为盛，也即今广州市海珠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屈大均《广东新语》说：“珠江之南有三十三村，其土沃而人勤。多业艺茶，春深时，大妇提筐，少妇持筐，于阳崖阴林之间，凌露细摘，每晨茶姑涉珠江以鬻于城，是曰河南茶。好事者或就买茶生自制叶，初摘者曰茶生，犹岕山之草子也”。清潘定桂《三十六村草堂诗钞》对河南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河南茶性热微苦，在清远古劳之上”。
清人刘彤在《瑶溪二十四景诗》序中对瑶溪茶的种植做了较详细的记载：“茶田多在瑶溪，茶虽小叶，然根深及泉，毋劳灌溉。初种时，率由丁男。既生历二三年，始茂密可摘。然后则摘之搓之焙之鬻之，皆老妇少女以任其劳。可见细民食力，虽老稚不能自逸如此”。
黄亚辉、王维生指出，旧时广州主采春、秋、冬三季茶。时人谓：“以春时未过清明、秋时白露、冬时雪芽为最。”僧法一《河南采茶词》说：“家家都向雨前（即谷雨前）忙，恰似幽兰带雾扬。雀舌满篮何足羡，问郎闻妾指头香”。名画家居巢诗云：“不作河南人，那惜春光好。今日采茶嫩，明日采茶老”，可见对于时令的重视。
照黄亚辉、王维生的说法，广州河南茶与久已在此定居的福建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并认为：“广东地处南岭以南，与广茶树原产地云贵高原的东南缘延伸，茶树资源以大叶种为主，中叶种为次，如凤凰水仙、白毛茶、苦茶等均是如此，而河南茶明确记载为小叶品种，这些小叶品种可能由福建人从家乡带来”。
据称，广州河南居住的福建人属客家人。客家人的集中地河源、梅州等地今天仍广泛分布小叶种茶，其叶部特征与福建种极为类似。不过河南茶加工工序为采摘、揉捻和烘焙。而河源、梅州等地的传统客家绿茶主要特征为一炒到底，其加工工序为采摘、揉捻和翻炒。因此，河南茶属于烘青绿茶，与属于炒青绿茶的客家绿茶不同。
此外，当时花县（即今花都）等地也有茶叶种植，清同治、光绪年间，有茶行十余间，仅茶价公秤收费每年都能达到上千银元，可见规模是不小的。
明清时种花常为制茶
河南广布的花田很多也为窨茶之用，李正茂《茉莉田》诗说：“花田茶田春一色，薰茶禅味花消息。不知咫尺素馨斜，谁借一杯浇艳魄”。两位专家指出，“广州香花茶的加工历史至少可追溯到明代早、中期，其加工方法包括茶、花混配窨香和香精油的提炼。”
明代大学问家陈献章（1428——1500）《素馨说》记载：“取花之蓓蕾者，与茗之佳者，杂而聍之，又于月露之下，掇其最芬馥者，置陶瓶中，经宿，而俟茗饮之入焉”。屈大均《广东新语》中有：“儿女以花蒸油，取液为面脂头泽，谓能长发润肌。或取蓓蕾杂佳茗聍之。或带露置于瓶中，经一宿以其水点茗。或作格悬击甕口，离酒一指许，以纸封之，旬日而酒香彻”。
“现代广州人喝茶爱上茶楼，茶楼一般地处闹市，古人更追求意境，饮茶之所名曰茶寮，其优雅闲静的环境非现代茶楼可比”。黄亚辉、王维生指出，《游漱珠冈》诗说：“帆屐更番换，渔樵取次招。楼船携钓艇，阁道做茶寮。绿树阴中蹬，青赂尽处桥。只应歌哨遍，重负老仙瓢”。从中可以想见那种萧散淡然的意境。
鸦片战争后广州的茶田越来越少
现在的广州珠江南岸一带已经是高密度的城区，不见茶田踪影。实际上河南茶田早在清代后期就渐渐消失了，原因何在？我们需要从当年的茶叶外贸讲起。
1640年，荷兰商人首次将中国茶叶由广州运销欧洲，之后又于1669年和1678年将中国茶陆续运往伦敦。从此中国茶叶成为世界商品。
茶一旦进入世界市场，迅速成为大宗。如，18世纪20年代以前，荷兰主要以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为据点，同中国到达的帆船进行易货贸易，茶叶是其中的主要货品。之后的广州贸易中，茶叶仍是荷兰的首选商品。有研究者指出，直到1795年荷兰人推出茶叶贸易前，茶叶占荷兰输出商品总值大部分年代保持在70%——80%，有时甚至超过85%。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参与茶叶贸易以来，茶叶货值占自中国输出货值大部分年份保持在50%以上。18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茶价大跌，茶叶真正走入百姓家中，茶叶销路迅速扩大，广州茶市也进一步兴旺。
1745年，瑞典的“哥德堡号”、1748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等著名商船，都是满载着茶叶，由广州港启程远航的。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外销茶除了少部分从陆路经西北、恰克图输往俄罗斯外，其余全部经内河、陆运等方式运往广州出口，否则“一经拿获，将该商人治罪，并将茶叶入官”，守土官员也要被“连参”惩处。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出口茶叶的口岸发展到两个——广州和上海。而由于贸易习惯和既有网络等原因使然，广州茶市在初期受到的影响并不太大。但毕竟距离传统的茶叶主产区甚远，运费比较高，1852年，广州的出口茶叶量首次落到了上海后面。之后，受1856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福州、汉口加入茶叶出口口岸行列等因素的影响，广州作为全国茶业中心的地位渐渐远去。
之前广州曾拥有规模达数千人的手工制茶厂，但到了1889年左右，“各洋行之办茶者，逐渐歇业，茶行经纪，亦思改图”。原本不少茶商设茶庄制销河南茶，以广州为主要市场。随着广州茶市的衰落，茶农逐渐弃种或转业，河南茶区越来越少。近边如西樵等地，茶产量也锐减，整个行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向下的螺旋。
近几十年来，由于市场的发展，加之广州人爱茶、懂茶，广州的茶叶贸易市场进一步繁荣，茶文化不断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