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农业部、财政部和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广东、浙江、安徽、江西、湖南、重庆等6省市启动实施植保无人机购置补贴试点，这意味着今年植保无人机行业迎来政策“红利”。植保无人机成为各地大规模统防统治的主力军。
不过从研发、生产、推广等环节综合来看，农用无人机在我国仍处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起始阶段，伴随着无限前景的，还有不少掣肘与障碍。我国植保无人机市场处于何等状况？无人机给农民带来了哪些好处？今后又该何去何从？
无人机作业收益是人工的93倍
水稻病虫害防治非常关键，过去在许多地方，纯粹靠人工打药，不仅费劳力，还容易中毒。今年，在浙江省遂昌县大柘镇北山村，62岁的种粮大户吴仙根一改往年除虫季“挽裤腿、抢晴天”的劳作，在田边当起了“甩手掌柜”，不用再辛苦打药。
只见一架植保无人机来回穿梭，其最多承载6公斤，在风力的作用下，滴雾状药液直达水稻根部，两个多小时就完成了60亩水稻的打药工作。早在2015年，遂昌当地就出台政策：购买农用无人机政府给予7成补贴，对水稻统防统治，每亩每年还有60元的作业补贴。夏天时，稻飞虱侵袭严重，这两年的“虫口夺粮战”，植保无人机还解决了农户“乱打药”的问题。
去年，遂昌的植保无人机由原来的3架增加到9架，作业面积1万余亩。当地专门成立了植保服务公司，4名飞手全都通过专业认证，队伍非常年轻化，日均作业能力超过千亩，能基本满足当地农民的打药需求。
在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院长何勇看来，植保环节一直是我国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的一大短板，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机器换人”是大势所趋。“近三年，农用无人机算是跨过了酝酿期，未来五年内，仍将保持高速增长。”何勇认为，大量新型经营主体和中介服务机构的涌现，也为农用无人机施展拳脚提供了广阔舞台。
综合各地的使用情况来看，与传统人工打药相比，利用无人机进行植保作业，具有高效、节药、安全等优势，而且适应性很广，在山地丘陵和高杆作物上，植保无人机的优势更加明显。何勇举例说：“如果采用15公斤有效荷载的单旋翼电动无人机进行作业，年度收益分别是机动喷雾机和人工喷雾的25倍和93倍。”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农用无人机除了在植保上大量应用外，在杂交授粉、农业遥感、近地面物联网信息采集、病虫害的侦查与诊断等方面，同样具有非常大的应用潜力，市场规模也非常可观。”何勇说。
落地仍需克服诸多挑战
我们采访发现，相比于产业崛起的惊人速度，厂家天南海北演示搞得轰轰烈烈，以及企业间日渐白热化的竞争，农用无人机到了落地层面，却有些“水土不服”。为何会出现如此“一冷一热”状况？何勇认为，主要还在于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在技术研究上，就目前而言，植保无人机起降次数多、续航时间短，同时低空低速飞行的稳定性也有待提高；由于植保无人机的喷洒技术尚未成熟，缺少应对不同作业条件的作业规范和精准施药控制系统，容易发生农药漂移等现象。总之，亟需研发高自动化水平、智能变量作业的专用机型及飞控系统、低空遥感设备等。
其次是生产和作业的标准问题。尽管像湖南等地区已经制定了相关地方标准，但在国家层面，无人机的生产、检测和操作标准尚未出台，因此企业只能各自为政，按自己的标准进行生产，从而导致产品的实际性能参差不齐，市场上鱼龙混杂，给使用带来诸多隐患。
何勇坦言：“为了给农用无人机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良性市场，减少安全、稳定性等质量缺陷问题，完善操作流程，同时提高机器的普适性，由行业和相关政府部门共同来制定市场准入标准、作业流程规范、作业质量标准、安全防护措施、维修保养规范等，显得迫在眉睫。”
作为新型农机，植保无人机在实际推广中，价格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标准的缺失，导致过去几年植保无人机一直难以纳入全国统一的农机购置补贴范围。
今年，广东、浙江、安徽、湖南等6省市开展植保无人机购置补贴试点。不过，面对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投资，许多农民仍然望而却步，再加上性能的不稳定性，购买热情自然大打折扣。
第四个问题在于“人”。据了解，尽管目前各地涌现出不少专业“飞防队”，但专业飞手的紧缺，在某种程度也抬高了农用无人机的市场推广成本和培训成本。随着培训观摩活动的增多，像浙江大学就能提供一条龙培训服务，这一问题有望得到改善。
